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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江华被任命为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1954年起，江华开始全面主持浙江省的工作。

浙江省的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丝绸、轻纺工业取得重要发展。农业也逐渐从缺粮大省发展成了余粮省。浙江省的工作成就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浙江省还总结出了很多工作经验，这些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并亲自作出批示，要求向全国推介。

然而，1953年时，毛主席来到浙江杭州视察工作时，许多领导都急忙赶来迎接毛主席，但大家等了许久，就是迟迟不见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江华。

毛主席没见到他，还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问道：“江华呢？他怎么没来呢？”

工作人员自然不知道情况，杭州的干部们也一个个面面相觑，思考着要怎么回答。

毛主席见身边人神情有些为难，他立即反应了过来，不再追问。只是笑着跟大家说道：“江华是市委书记嘛，工作忙。”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毛主席确实没有放在心上，但下边却充满了各种声音，甚至还有人指责江华“有官架子”，连毛主席都不放在眼里。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于公，江华是杭州市委的“一把手”，于私，他又是毛主席亲密的革命战友。因此，于公于私，他不可能“摆官架子”，更不可能在毛主席面前“摆架子”。

那么，江华为何没有来迎接毛主席呢？

实际上，江华是真的不知道毛主席要来杭州视察工作。当然，一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身为杭州市委书记，江华怎么会不知道毛主席来杭州呢？难不成那些前去迎接的下属们比他的消息还灵通吗？

一天，正在忙碌的江华突然接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电话，罗瑞卿在电话里问他：“江华，你是怎么搞的，毛主席都在杭州待了好几天了，你怎么连个影儿都不见？”

江华一听，立即懵在了原地，半天他才反应过来，急忙问道：“这怎么没有人通知我呢？我不知道主席在杭州呀。”

罗瑞卿听到江华的回答后，也愣住了，他不由得问道：“毛主席去杭州怎么会不告诉你呢？”

“我怎么会知道呢？”江华有些冤枉地反问道。

罗瑞卿顾不得调查其中的弯弯绕绕，便急忙叫江华过来。

江华挂掉电话后很快便赶往毛主席在杭州的住处，毛主席见到讲话后，开玩笑道：“古有白居易‘山寺月中寻桂子’，今有我‘杭州城里觅江华’。江华呀江华，你好大的架子呦。”

其实，毛主席是真的没有怪罪江华的意思，而江华也的确没有收到毛主席来杭州的通知。

事情的真相直到1954年才被揭开。

1954年，随着“高饶事件”逐渐浮出水面，当年江华不知道毛主席来杭州的隐情也被揭晓。

原来，由于高岗从中作梗，称江华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过林总，因此，他们便故意封锁了毛主席来杭州的消息。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当年毛主席来到杭州其实是为了修订新中国的宪法，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得知后为了搅黄这件事便故意隐瞒封锁了消息。目的就是为了让毛主席对江华心生嫌隙。

很显然，这些人的目的并没有达成。江华没有去迎接毛主席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毛主席也并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就不再信任和器重江华。

江华同志的革命道路充满坎坷，但这些坎坷从没有动摇过他追随党的信念和决心。

广昌战役失利后，江华被扣上了三条罪名，后又被押解着参加长征。长征期间，江华不仅要克服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直面心理包袱。

晚年，江华在回忆起长征那段经历时，曾这样写道：

“这时，我疟疾刚愈，身体虚弱，背着一床毯子，一条干粮袋，一个挂包和一把雨伞，浑身无力，步履踉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跟上部队，跟上革命，就是胜利。”

江华始终坚信：“离开了党，离开了红军，就没有任何出路。”正因如此，无论面对何种绝境，江华始终一路追随着党的方向。

特殊时期，江华的身体垮了，难以站立。为了保护他，毛主席、周总理专门派了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来，人们用担架将他抬上了飞机。

这一时期，江华失去了工作机会，但他并没有放弃工作。一旦形势稍有缓和，他便亲自下基层、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

虽然自己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江华心中忧虑的始终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他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74年，中共中央决定由江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毛主席交代李先念同他谈话。

江华充满担心地对李先念说：“我没有学过法律，也从来没有做过政法工作。”

随后，李先念向他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让你掌握好政策。”

1975年1月，江华走马上任，担任起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这一年，他已年近70。

此前，江华已经有8年时间没有参加过工作了。此后，江华连任两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直到1983年6月，才退居二线。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江华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释放了一批无辜的干部，同时，又根据政策开始审理各类案件。

江华刚刚到任后不久，便发现了法院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组织机构不健全。要想让法院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整顿。

为此，江华在对一批干部进行调查审查后，立即解放了一批干部，并让他们重回工作岗位。在他的主持下，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得以重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江华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和改革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半年前，江华率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投入到了纠正冤案错案的工作中。

1978年4月，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会议召开前，江华特别提议要在会议名称中加上“人民”二字：

“会议名称要加上‘人民’二字，改为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这表明我们是代表人民的。”

此后，在江华的主持下，开始培养、选拔了一批干部。择优选择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干部担任一些领导职务。

面对一些反对的声音，江华则坚决表示：“重视知识和重视法制是一致的。”

除了重视培养人才、纠正冤案外，江华还向中央申请保障办公条件，申请修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楼和审判法庭。这一申请获得了批准。

在江华的领导下，各级法院的工作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才队伍也得到了壮大。

1978年至1980年三年间，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三个有关复查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三个报告均是在江华的主持下写出来的。

为了完成这三个报告，江华不断深入调查研究，一个细节也不曾放过。

根据这三个文件规定，到1981年，共有120余万件刑事案件被重新调查纠正。改判了30.1万余件冤案、错案，涉及当事人32.6万多人。

这为我国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6月，江华退居二线，过上了退休生活。但他始终关注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此外，他将更多的时间放到了研究党的历史方面，整理出版了《追忆与思考》等书籍，向后人展现了当年轰轰烈烈的真实的革命运动。

生活中，江华更是节俭。从不会接受下属或家人送来的高级营养品和补品。家中的电视机是1975年时买的，一直用到了他去世。

江华常常对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不工作了，国家还给工资，有吃有住就行了，千万不要跟人家比。”

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逝世，留下的存款只有三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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