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发展历史上，涌现出多个优秀的军事将领，也有杰出的领导者。

　　其中最为突出的领袖，当属毛主席和蒋介石，二人虽然同为领袖，但在军事指挥、用人调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和不同。

　　杜聿明

　　蒋介石曾经的部下杜聿明就曾经盛赞过毛主席，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却对共产党的领袖大加赞赏，杜聿明为何说出这样的话？

　　参观毛主席旧居

　　1973年，毛主席旧居门前迎来了两位陌生的面孔。

　　刚开始，这两人在旧居门口停了好久都没有进去，仿佛在犹豫什么。

　　只听见其中一个人说：“这儿人多口杂，要不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吧，挑个没人的时候。”

　　另一位说：“没事的，毛主席不会在意这些，其他人也不会在意，况且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不再是从前的国民党将军了。”

　　门前的这两个人分别是杜聿明和宋希濂，他们曾经是国民党赫赫有名的将领，也是蒋介石最为倚重和信赖的将领，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成为共产党的战犯俘虏。

　　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宋希濂才不敢进毛主席的旧居参观，因为他认为，残兵败将进去参观只剩难堪。

　　宋希濂

　　杜聿明拉过宋希濂：“怕什么，无论输赢，共产党都不避讳每一次战争，现在国内已经解放，我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宋希濂思来想去，点了点头，随杜聿明踏进了毛主席的旧居进行参观。

　　毛主席的旧居里陈列了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革命历史，还讲述了毛主席成为领袖之路的艰辛险阻。

　　其实，毛主席并不是军人出身，但到他在军事指挥和决策上是有眼界和天赋的。

　　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毛主席在指挥战役的时候通常只有一个电话和地图，但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毛主席依旧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战争的走势和拟定最有效率的作战方案。

　　作为这些战争的亲历者，杜聿明和宋希濂看着这些血淋淋的画面，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参观完之后，二人都沉默不语，从毛主席的旧居走出，杜聿明开口说了一句话：“帮我给后人带一句话，毛主席真是战神！”

　　而对于二人来说，从国民党大将到特级战犯，再到后来的特赦将领，毛主席对于他们而言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

　　国民党大将

　　杜聿明和宋希濂都是蒋介石手下的著名将领，由于两人都是黄埔军校的同期学员，自然相较他人来说更为熟稔。

　　能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自然是有些本事的，而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多数有才能的军官，都成为了蒋介石的亲信。

　　杜聿明和宋希濂在一众将领中能力十分突出，因此获得了“青年将军”的美称，杜聿明继续一路所向披靡，打下了辉煌的战绩。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无论是昆仑关大捷还是远征缅甸，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都可以说打出了赫赫声威。

　　然而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渐渐失去了优势局面，共产党逐渐占了上风。

　　在淮海大战当中，以杜聿明为首的国民党军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他本人也被生擒活捉。

　　其实，早在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杜聿明就已经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说，当年蒋介石正在思考该派谁去徐州担任副司令，最后选定了杜聿明。

　　这对于杜聿明来说几乎没有把握，他当时是怀着必死的决心前往战场的，而果然不出他的所料，1949年新年刚刚过去五天，华东野战军就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

　　总攻之前，华东野战军部队早就做好了充分而细致的准备工作，甚至向全军分发了杜聿明的照片，势必要将杜聿明捉住。

　　仅仅短短四天时间，华东野战军就结束了战斗，杜聿明等人逃跑到十一师后方医院包扎所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老百姓。

　　杜聿明的副官问：“这个庄上有没有共产党的人？”这句话一下就引起了这个老百姓的注意，他知道面前这几个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军。

　　于是他说：“这个周围几十里，我就没见过哪儿没有解放军。”

　　这个副官立刻紧张起来：“到处都有解放军？”

　　杜聿明等人立刻将自己的胡子剃掉，换了一身士兵的衣服，将手枪随身带着。

　　原来这个老百姓觉悟很高，他在看见杜聿明一行人以后，立刻转头找到一个小战士，跟这个小战士说：“外面有11个国民党，还问我有没有解放军，我告诉他周围几十里路都有解放军，结果他送我一个金戒指，叫我不要说。”

　　“我把这个金戒指交给你们，你们赶快去把他们抓起来。”小战士一听兹事体大，觉得这一行人一定不简单，说：“我一个人怎么抓？快把这个事情跟所长讲。”

　　不论杜聿明再怎么伪装隐藏，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杜聿明很快就被发现了。

　　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有着关键地位的杜聿明，他的命运在此刻发生了巨大变化。

　　无独有偶，这样的遭遇也发生在宋希濂身上，宋希濂陷入了解放军的大包围里，此时已经万念俱灰。

　　原本他打算在战场上一死了之，但还是被解放军一把拦下，杜聿明和宋希濂一下失去了所有的战功和标签，已经沦为我国共产党俘虏的“战犯”。

　　这样的标签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耻辱，不仅是杜聿明和宋希濂，还有一众国民党战犯都沦为了“阶下囚”。

　　在战术上输给了运筹帷幄的毛主席，难道还要继续忍受作为俘虏的痛苦吗？

　　杜聿明心里充满了绝望，但当他真正开始劳动改造生活时，却发现这里的生活似乎和他想象中的大不相同。

　　杜聿明被俘后，党中央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并没有在生活条件和精神上苛待他，不仅对他照顾有加，还请了医生为他看病。

　　杜聿明在战争中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脊柱炎、肺结核等慢性病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和改善，与其说是劳动改造，不如说是更好的休养生息。

　　不仅如此，1956年，党中央还组织这些战犯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参观，让他们亲自感受新中国和平统一后发展的现状。

　　在劳动改造期间，杜聿明了解了许多关于毛主席的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发现这些都和之前自己在国民党部队里所听闻的大不相同。

　　蒋介石虽接受过专业的军事教育和训练，还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当时自己死心塌地地追随他也是这个原因，可在真实战争中，蒋介石经常不在前线指挥，对于最前线的动态把握不准，总是做出错误滞后的战略决定，这些决定有时候让下属十分头疼。

　　但毛主席却和他不同，杜聿明通读毛主席的著作，发现毛主席是一个着眼于大局的人，并且知人善任，这样能让跟随他的人对他有充分的信任和安全感，打仗也更能拼尽全力。

　　毛主席喜欢读书，也善于将书中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他的指挥经验都是从一场场战争中总结出来的，所以相比较于蒋介石来说，显得更加简洁有效。

　　杜聿明刷新了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看法，而就当他认为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之时，毛主席的胸襟再一次让他钦佩不已。

　　特殊的战犯说明

　　1959年9月，在秦城农场劳动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看到了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接着眼眶里就泛起了泪水。

　　这则报道记载着，在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倡议，借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以及一些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几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做出了特赦决定，特赦令即将颁布，得知这个消息后，杜聿明和其他战争罪犯既激动又忐忑不安。

　　杜聿明毕竟跟随蒋介石多年，突然沦为阶下囚，一时都接受不了，在他刚刚被俘的时候曾经万念俱灰，两次想要轻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劳动改造的日子里，杜聿明已经对自己重新释放不抱希望，他断定这次特赦轮不到自己，和他一样，战败时觉得余生无望而试图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还有宋希濂等人。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时，共产党内部有不少人提议，将这些国民党将领全部处以死刑，但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却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建议将这些国民党将领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周总理提出，少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统战政策下，将这些战犯改造成朋友呢？

　　更何况，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已经逃往台湾，如果将抓住的这些国民党将领处以极刑，恐怕会更加激起两岸矛盾，这对和平解放台湾是十分不利的。

　　1959年12月4日，战犯管理员将全体战犯集中在一起，率领他们进入一个礼堂。

　　礼堂的正中央挂着一串醒目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大会”，典礼开始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发表了致辞，宣布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

　　礼堂下鸦雀无声，只听见第一个名字，就是杜聿明。

　　杜聿明听到自己的名字后，还没反应过来，只是机械地回了一句：“有。”然后赶紧站了起来，管理员随后走到他的面前，把他带到一列长椅前，继续听法官宣读特赦通知书。

　　法官将一切判读内容都宣读完毕后，将这份沉甸甸的特赦通知书交到了杜聿明的手上，杜聿明双手接过后，深深鞠了一躬，眼里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在一一宣读完特赦战犯的名单后，杜聿明作为代表走上讲台进行发言，他一张口，这些年的委屈和苦闷一下全化成了泪水，他声泪俱下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给了我这样罪大恶极的战犯特赦，我心里有无限的感激，我发誓，我会在余下的有生之年继续学习社会主义，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前进！”

　　杜聿明、宋希濂等33人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释放了，其中包括已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10年的大清末代皇帝溥仪。

　　随后，杜聿明被安排进入生产大队劳动，一年后，他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更是在1964年被邀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战犯也陆续释放，据统计，最后一共有将近300名国内战犯获得特赦。

　　1975年3月，党中央公开表示，特赦释放的战犯每个人都享有公民基本权利，如果他们想要参加工作，中央可以统一安排，其余生活医疗保障依旧和共产党干部相同；如果有的国民党战犯想要回台湾，党中央也可以为他们支付路费。

　　1961年，溥仪与杜聿明等7人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了国家机构的工作。

　　现如今在我国的博物馆展厅里，有一件十分特殊的展品，就是杜聿明作为国民党战争罪犯的特赦通知书。

　　这不仅是毛主席广阔胸襟的象征，更是共产党从思想和军事上的全面胜利。

　　1981年，杜聿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弥留之际，他对前来探望他的人感慨道：“共产党和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我的生命，我对此等恩情永世难忘。我已经多次好好教育子女，一定要为台湾回归祖国作出贡献。”

　　杜聿明最后表示早已和妻子嘱托过，在自己去世后，妻子会永久定居在祖国大陆，为台湾回归继续做最大的努力，而这也是他后半生最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