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贺子珍最后悔的一件事应该就是任性的飞往莫斯科，彻底断绝了自己和毛主席的缘分，她回国后，两人只剩下战友关系。

要不是你们把我救出来，我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1949年初春，王稼祥带着夫人朱仲丽前往东北参加会议，在这次的谈话中，毛主席和王稼祥讨论了未来的国家定都问题，王稼祥认为北京是首都的合适之选。那里紧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毛主席笑着点点头。

他们结束了谈话以后，朱仲丽突然想起来两件事，就直接对毛主席说。但是，说完后，她立刻就对自己刚才在毛主席夫妇面前的脱口而出感到有些后悔。

“主席，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岸青，而且常在一块儿吃饭。”

“啊！他长得怎么样了？读书好吗？”毛主席笑着问。

朱仲丽轻松地说：“身体还不错，没有发疯。娇娇满口俄语，不会讲中国话，长得也像你 。我们把她们一块带回来的。”

毛主席频频点头。

1974年，王稼祥逝世，之后没多久，朱仲丽到上海看望贺子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贺子珍沉默许久，两人相对无语。后来，贺子珍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在北京，我只能在上海。要不是你们把我救出来，我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到哈尔滨没多久，就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嫂子李立英，也就是贺子珍哥哥贺敏学的妻子。

两人见面之后，贺子珍向嫂子询问了哥哥的情况，问的也很详细。李立英也没有隐瞒地对她讲贺敏学的身上还有子弹，一颗在腿上，一颗在腰上——腿上的子弹是拱起来的一颗步枪子弹；腰上的一颗，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在肚子里。没有开刀，当时也没有这个条件。

贺子珍听了之后询问为什么还没有做手术。

贺子珍说：“我在你身上了解到了哥哥的情况，以前都不知道。”

听完嫂子说的话后，贺子珍坚持一定要让贺敏学来动手术，这里的情况相当稳当。贺子珍说：“这里能开刀，就在这里开刀；这里不能开刀，哪怕就是到苏联，也要开。我只有这个哥哥，现在只有兄妹三个人，原来五六个兄弟姐妹都牺牲了。”

李立英能够明白贺子珍的感受，但还是想着等日后条件好一些，丈夫再想办法治疗，但是，贺子珍坚决不同意，后来她更是要拉着李立英到政委那里去。

“嫂子，咱们走，到罗荣桓政委 那里去，请他帮个忙，给老毛发个电报。”话落，贺子珍就拉着李立英来到了罗荣桓的面前，罗荣桓是井冈山老战友，所以贺子珍也不用客气：“罗政委，今天我们来你这里，有一件事，请你帮忙。”“请谈，不要客气，子珍同志。”罗荣桓说。

“我起草了一份给毛主席的电报，请求让我哥哥来东北手术治疗战伤。”贺子珍将手中草拟好的电报交给了罗荣桓。罗荣桓看过电报内容后说：“好的，好的，我让电台立即发出，请你放心。”

隔了一天，罗荣桓将贺子珍叫了过来，让贺子珍看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如今华东战局紧张，继续贺敏学在岗位上，所以还没有办法过来治疗，以后有机会的话再予以考虑，落款人是毛泽东。

贺子珍静静地听着每一个字，听完之后没有吭气，过了好久才对嫂子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她哥哥的伤病还是过段时间再治疗吧！

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

贺子珍在哈尔滨时提出过两大心愿：

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给“禁”起来。

第二：她想要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哪怕是握握手就行。

但是，她的人生安排，被两个人改变了。一个是她的女儿，也就是李敏，当时贺子珍试探性的征求她是否同意自己再婚的意见时，她的女儿直接大哭起来。后来李敏自己也说过：“这怪我。当时只是想，一个妈妈管我就够受的了，再加一个爸爸，我可受不了。”毕竟那时候的李敏不过十二三岁。

另一个就是贺子珍的妹妹。1948年两姐妹在沈阳相见，贺怡力劝贺子珍回到毛主席的身边，她要为姐姐争个名分。对此，贺子珍觉得没可能，可又拗不过妹妹的一片好意，她很犹豫。

最后，在贺怡的建议之下，贺子珍和女儿还是分别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而毛主席也给了贺怡一个答案，他们已经不可能了。后来，贺怡更是寻访毛毛未果，出车祸身亡。

对于贺妈妈，毛岸英是心怀敬爱的，他也已经和父亲谈起过接贺子珍到北京的打算，可是，还没等到毛岸英着手安排，就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后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这一噩耗对于将毛岸英视如己出的贺子珍一直封锁着。恐怕她至死都不知道这件事，大家也不忍心让已经失去五个亲生骨肉的贺子珍再受刺激。

1954年，贺子珍在上海发病之后，经常得到组织通知，让他到外地住一段时间。这种安排很是频繁，贺子珍更是被搞得莫名其妙。原来，毛主席在1953年60岁生日时第一次视察上海，从此便多次来往于北京、上海、杭州之间。那时候毛主席住在兴国路，距离贺子珍寄住的地方泰安路很近。

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

1954年曾志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原因，得到了一次前往上海的机会，知道贺子珍在上海居住着，所以打定计划到她的住处去看望她，但是，这段行程最后还是没能去成，贺子珍生病了，两人相见的机会就这么失之交臂。

这一次，曾志终于来到了贺子珍居住的一处幽静的小院里。而二层楼上，就是和她阔别了12年之久的贺子珍。曾志端详着面前的贺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

贺子珍看到曾志来看自己，心里也高兴极了，将自己的事情滔滔不绝的告诉对方，内容都是自己零星的家事，不过，贺子珍说话还是很有条理的，而且脑子也非常的清醒。

每当提起毛主席的时候，贺子珍都会毕恭毕敬地尊称毛主席。看着面前再正常不过的人，曾志忍不住摇摇头，真是谣言误人，贺子珍根本就不像流传的那样，有精神病。

两人聊了好一会儿，曾志还是得和对方告别，她还得继续回去工作，回到山上后，曾志就直挺挺的去见了毛主席，并将自己去看望贺子珍的消息告诉他。

毛主席询问贺子珍怎么样，还好吗。曾志也没有隐瞒，贺子珍的精神很正常，就连说话表情都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对于过去发生过的事更是记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沉思了片刻，特别真挚的说想要见一见对方，两人毕竟是10年的夫妻，后来更是安排贺子珍上庐山。可以说，毛贺两人能拥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见面，曾志在里面功不可没。

见面之前，毛主席还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和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提了提，不知道应该怎么搞好，朱旦华的态度也很鲜明：我听主席的。

不过，提议这件事的曾志在吃完这顿餐饭后，并没有参与下山请贺子珍的事宜。此时不宜被其他人知晓，所以曾志只好退出这次毛贺相会的组织工作。毛贺相会的方案也不得不做出调整，最后由杨尚奎的夫人水静代替曾志，7月7日去南昌接贺子珍上山。

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

毛主席最后选定了水静去请贺子珍上山，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除了曾志退出这件事情之外，还考虑到了朱旦华和水静相比，水静更加的合适。因为毛主席通过和水静的几次交谈，得知了她和生病的贺子珍之间相处的还不错，两人之间也是有来有往，尤其是贺子珍当年在上海患上精神分裂症后，不久就被送到南昌去养病，贺子珍好多天都不愿意吃饭，陪在她身边的医生和护士她都不相信。

最后还是水静将她请到了家里，贺子珍这才卸下心防，放心的吃饭。其实，关于让水静代替曾志前往南昌这件事，也是方志纯和杨尚奎反复商量才做好的决定，才在7月7日上午，决定由朱旦华和水静两个人一块去南昌。

其实，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连水静都不知道他们的毛贺相会的计划，还是这天中午，她的丈夫匆忙赶回来，向她紧急交代了这个任务。而在这之前，她也曾提出过想让毛贺二人相见，只是被丈夫否决，然而，没想到的是，仅仅几天的时间，丈夫竟然让自己和朱旦华一块请贺子珍上山。

水静和朱旦华两人都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到了南昌后都担心会横生枝节，尤其是贺子珍自己还坚持不上庐山。水静两人还以为这次的任务要失败了，怎料，贺子珍一听说是组织上允许她上庐山休息，脸上扬起了笑容，水静心下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件事妥了。

于是，次日午后三点，在水静和朱旦华两人的陪同之下，贺子珍乘坐一辆轿车悄悄地上了庐山。水静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她按照自己出发之前丈夫的叮嘱，在轿车爬上庐山牯岭街之后，有意的避开来这里参加中央会议的代表住地，在夜色之中，他们这辆小轿车驶向了别墅区外的一座幽静的小楼，也就是“28号”。

在楼中只有一位服务员。朱旦华他们也没有久留，将贺子珍安排到一间卧室后，就直接离开了。水静这边倒是没有闲下来，连忙和180号“美庐”通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毛主席。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安全上山之后，无比欣慰地说“那好，你等我的安排”。

贺子珍上庐山的第二天，水静就一个人守候着她。两个人就站在楼外的阳台上，欣赏着群山的景色，因为贺子珍的身份特殊，所以水静没办法带着她到山间去游览。

下午，眼看着贺子珍睡熟之后，水静这才乘车悄悄地来到毛主席住处，当时，毛主席正在二楼抽烟沉思，水静看到他后，直接就对他汇报，贺子珍的精神还比较正常，等汇报结束之后，毛主席又吩咐说：“晚上九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问的，开进来就是了。”临出门的时候，水静又询问毛主席说：“要不要我和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毛主席只是摆摆手说：“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

按照毛主席的吩咐，水静准时的在当天晚上九点时，和贺子珍一块来到美庐别墅。关于毛贺两人在二楼内谈话的具体情况，两位当事人生前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

两人在里面谈了一个多小时，水静只以为两人谈的不错，却不知道贺子珍见到毛主席之后就一直在哭。

后来，毛主席让水静第二天将贺子珍送下山，下山之前，水静一步都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毛主席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样并不好，延安时期的人来了很多，有一些就住在她的附近。

此外，毛主席还特意交代水静，想办法将贺子珍从他这里拿走的几瓶安眠药拿下来，若是吃多了会出事。再说贺子珍那边，回去之后她就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虽然已经躺在了床上，但一直说个不停。后来，水静还是和贺子珍撒了个谎，说自己的丈夫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这才将贺子珍手中的安眠药骗了过来。

此事过后，贺子珍又三次上过让她魂牵梦萦的庐山，只是，她再也没有和毛主席见面。

1966年，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贺子珍突然被想起，当时陈伯达提出想要将贺子珍下放到大西北，他自己又不愿意出面，所以让汪东兴转报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直接否决：“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在毛主席的干预下，贺子珍才免遭下放。

1976年，贺子珍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还在反复自言自语，他的身体不适一直都挺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而毛主席和李敏见得最后一面，还给她做了手势，多年后娇娇才明白，或许，父亲一直放心不下自己的母亲。

三年后，贺子珍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去毛主席纪念堂见了自己倾尽一生爱着的毛主席，她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毛主席是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当献上花圈时，贺子珍给自己的定位是“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