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靠着在动荡中搬弄是非获得提拔重用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势，他开始营结党羽，搞“山头主义”，拉拢了很多人当自己的拥趸，郭玉峰就是其中一员，此人后来一度出任中组部的负责人，成为国家级高干。

郭玉峰19岁参加革命队伍，此后长期在河北从事抗日工作，曾担任八路军某地方部队连政工干部。1939年到1941年间，日军接连对八路军发动了残酷的“围剿”，彼时人民武装的力量还比较孱弱，无法和日军正面抗衡，因此只能采取游击战的策略和敌人周旋，最大限度保存有生力量。

在此期间，郭玉峰多次承担阻敌任务，他按照上级的安排率领战士们依据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日军，尽量迟滞其进军步伐，为大部队以及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解放战争时，郭被委派到炮兵部队担任团政委，为了将部队的战斗发挥到极致，他不断抓训练、搞思想教育，稳固军心提振士气，将所部打造成了一支精锐之师，多次立下大功。

全国解放后，郭玉峰出任某步兵师政委，60年代初又被升迁为军政委，同时受领少将军衔。1966年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中旬的某一天，他正在处理军务，党中央突然传来指示，要他去北京待命。他二话没说立即交接工作，而后连夜乘坐飞机抵京，在京西宾馆稍作休息后，他在第二天受到了康生的接见。

当时郭玉峰并不认识康生，只知道康是中央的“大领导”，而康生倒是对郭玉峰有些了解，在谈话中，康生几次称呼郭为“最优秀的政工干部”。而康生之所以叫郭玉峰到北京来，是要让他去中组部工作，帮党组织把好人事关。郭玉峰是个军人，上级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因此在接到任命之后他没有半分迟疑便立即到中组部上任，开始按照康生的指示工作。

彼时整个中组部都已经被“左倾”思想笼罩，郭玉峰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感染”，言行举止逐渐趋向激进，并且一直将康生的话视为“最高指示”。1968年，在康生的暗中指使下，郭玉峰写了一封近万字的报告递交给党中央，揭发张闻天、陈云等人是革命的“叛徒”，具有“反党”的倾向。同年8月，他又炮制了两份举报信，举报60多名中央委员和人大代表是“走资派”，此举一时在党中央引发轰动，后来是周总理出面将此事“压”了下去，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然而郭玉峰却并没有选择就此罢手，在“九大”上，他更是带头“炮轰”朱老总，称朱老总对于党组织的态度有问题，而且曾经还反对过毛主席，因此必须要“打倒”。朱老总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主动做出检讨。后来康生失势，郭玉峰因为“改投”江青门下而逃过一劫，得以继续在中组部任职。

70年代初，他继续维持咄咄逼人的姿态，动不动的点名老同志，搞斗争、搞批斗，闹得整个中央人心惶惶。动荡结束之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指示中组部配合检察院等部门复核冤假错案，为一些老同志恢复名誉。可郭玉峰却还是保持着激进的姿态，竟公然与党中央闹“对立”，拒绝执行相关政策。一些老同志到中组部上访“伸冤”，他一概不见，甚至连部里的招待所都不让老同志住，简直没有一丁点党性！

老同志们受不了郭玉峰的所作所为，干脆联合起来写信检举他，称他“把持”中组部，搞封建主义。1977年10月，胡耀邦同志指示党政官媒发表了一篇批评“四人帮”的文章，郭玉峰看到之后很是生气，直言此文章充满了“右派”气息，完全是错误的。胡同志得知郭玉峰的所作所为之后，认为此人已经误入歧途“无可救药”，于是便上书华国锋同志，请求将郭撤职。

华国锋同志也对郭玉峰有很大意见，于是在1977年年底指示办公厅下达正式文件，免除郭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其党籍。1978年，他遭到隔离审查，1981年，他被划分为康生的“党羽”，受到法院审判。不过鉴于他认罪态度良好，因此法官对他网开一面，只判处他缓刑。不久之后，他离开秦城监狱返回家中，与子女们住在一起，党中央感念他曾经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因此特批民政部门每个月给他发150元的生活费，2000年他因病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