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7日，国务院原总理李同志因突发心脏病逝世的消息传出时，我们是震惊的。有读者在后台向我提问：
李同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讣告中“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官方评价就已经相当完整，我个人只补充一点：
自始至终，李同志心系农村、是一位不忘初心的改革者。
李同志的人生转折，始于1974年。
❶在农村
李同志的个人履历中，最初的描述是这样的：
1974年3月参加工作，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
很多人只看到这份光鲜的履历，忽略了李同志其实是一位：
农村专家。
1974年3月，19岁的李同志以“知青”身份，插队到了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这是安徽省最穷的县市之一，当地花鼓词曰：
凤阳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
在这片闹饥荒的土地上，知青们很快就学会了老乡的生存智慧——他们白天下田劳作，晚上倒头就睡，以便节约体力、缓解饥饿感。
但李同志不一样，他宁可饿着肚皮，也要在晚上挑灯读书。
有老乡回忆说，煤油灯燃久了，都需要剪掉过长的灯芯，免得冒黑烟。而没有经验的李同志常常“杀伐过短”，需要用针把灯芯挑出来一些。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挑灯夜读”啊。
（李同志曾经居住过的村舍）
两年后，经当地群众的一致推荐，踏实肯干的李同志当选为大队支书。从此，在操心自己温饱之外，他还要想着百十号人的缠嚼。
例如1977年12月10日一早，启明星还挂在天际，灰色的雾气笼罩着农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大队的李支书坐在大车上，叮嘱社员在农机站科技员水稻良种培训时好好听讲：
旱地不耐收，明年的温饱问题，就指着水稻增产哩！
千叮咛万嘱托之后，车把式赶着大车，送心事重重的李同志去县城，参加恢复后的首届高考。
有几位老乡披着夹袄，目送他们驶出村头。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料到，22岁的李同志将考入北京大学，走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很多年后，曾经的李支书与群众熟稔地拉家常）
由于自幼基础打得牢，一心多用的李同志考试发挥还行。但在填写志愿时，他还是犹豫了。
李同志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
一位相识的学者来信告诉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但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不敢有太多奢望。最终，我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安徽师范学院，因为师范院校读书不必付饭钱；然后我第二志愿填写了北京大学，毕竟那里令人向往。
幸运的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多数省份并没有严格按填报的志愿录取，重点大学具有优先选择权。
考出安徽滁州地区第二名好成绩的李同志，就这样被北大法律系看中，提前截胡。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很多年后，在人民大会堂的总理履新见面会上，李同志这样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首个提问：
我曾经是安徽凤阳的插队知青，很难忘那一段和乡亲们度过的艰难岁月。那里当时是中国农村出了名的穷地方，也是后来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发源地。1977年高考后，我是在田头锄地时得到高考录取通知消息的。
在履新问答环节结束前，李同志再次谈及他的个人经历：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讲述个人的经历，我想说的是，在我个人的经历，在读书、做事、文化熏陶当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九个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话，是我的心得。
全场掌声雷动。
（2013年3月17日，李同志在履新时答记者问）
❷在大学
从本科到硕士、博士，李同志在北大做了十年学生，但他依然没有放下他对农村问题的思考。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李同志的安徽老乡陶景洲回忆说：
他在班上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上大课时，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课堂表现也不算活跃，并不显眼。
李同志的沉默，部分原因是他沉稳的性格，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个人经历。
77级法律系男生住在37号楼，李同志的年龄比多数同届男生大2-3岁，他说话较慢，努力矫正他的合肥口语；他不苟言笑，平时背个挎包，和老干部一样走路很稳…
但通常人都想不到，这位严肃的同学居然只有：
两条长裤。
（李同志（右二）在北大）
从大二选修完《经济法》后，李同志对于所谓的“计划外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联想到插队时农产品的统销统购，思考着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试图理解市场经济下，农村部门生产、交易的法律地位与运行规律。
1988年，李同志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当时的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
毕业后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李同志以在职身份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当时北大对在职与脱产博士的要求几乎一样，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不及格就一视同仁地不给学分，对在职博士生的唯一“优待”是：
可以延期毕业，但不能免除考试。
此时，李同志已兼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繁重的工作让他疲劳过度，大病一场。但李同志并未走特殊渠道，而是大病初愈后，再度回到学校，和许多比他小十岁的“同窗”们一起参加期末考试。
1993年底，李同学写完了博士论文，按照学校毕业要求，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论文答辩的初审即可。但他的导师厉以宁教授却让他又改了两稿，活生生地把答辩时间延后了半年。
对此，厉先生解释道，他在论文评审环节邀请了国内经济学界最权威的专家：
邀请名单上的这些人是业内权威，他们只看重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作者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处，可以使你的论文得到最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学术与时间的检验。 你的求学经历比较特殊，但你的论文并不是特例。
1994年，李同志以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一篇探讨农村工业部门、为乡镇企业正名的前瞻性学术文章。李同志认为：
1，农村工业部门是在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夹缝中生成的，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两个部门发生矛盾和冲突。 2，三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是基于现实的需要，结构转换的根本问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 3，我国需要建立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合理分工、平等竞争的基础，推动三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
两年以后，这篇论文荣获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
李同志的博士学位，含金量十足。
而更难得的是，四年艰苦的知青插队生涯，并没有让李同志成为“思想有多远，就离它有多远”的跑路选手，他从不逃避、不粉饰、不抱怨这段至暗时刻，而是真的把这段经历当作重要的人生体验，去同情与思考广大农民朋友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李同志在求学期间，重点研究农村问题背后的历史与经济规律，探索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无疑契合了王阳明先生提出的：
致良知、知行合一。
❸侠客行
现在，该说一说李同志的工作风格了。
不同于朱同志当场拍桌子的激烈，也不同于温同志绵里藏针的锐利，李同志在任期内几乎没有留下标志性的瞬间，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甚至认为：
李同志啊，好像存在感不强…
这其实是一个奇妙的误会。
上世纪90年代，李同志在中央团校的大会上说：
有群众反映，团干部的工作浮于表面，宁可在办公室坐出老茧，也不下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这要不得。
他带头深入基层，把工作“沉下去”。
1990年5月19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省金寨县竣工落成，希望工程终于找到了它最具代表性的实施项目。但极少有人知道，这座农村小学的选址，是由李同志多方牵头，并多次现场调研后最终确定的。
在大别山里爬山路的经历，让李同志磨破了一双鞋。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三合乡中心小学的苏明娟被记者拍下著名的“大眼睛”照片，成为了“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
截至2021年底，全国希望工程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62.6万人，援建希望小学20878所。成为集结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发展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李同志并未出席金寨希望小学的剪彩仪式，却送来了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名的校名。
不久以后，“希望工程”、“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等活动陆续在全国上线，获得社会各界好评。
有人说，这就是李同志的工作风格。这位书卷味十足的同志长期低调行事，不喜自我宣传，外界对他所知不多。但他却隐约有李白笔下剑客的气质：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胡同志与李同志在团委）
❹农业与农民
1998年7月，李同志来到河南，并于第二年当选为这个农业大省的省长。
当地官员很快就发现，这位低调随和的最年轻省长（时年43岁）虽然说话很轻，但观点鲜明，逻辑性很强，善于直击肯綮，还不喜欢用“一二三四”等官腔。
这就让当地的同志压力很大啊。
例如李同志在某次农业口的会议上说起：
从1997年起，河南粮食产量超过山东，居全国第一，但河南人均GDP列全国第21位，这说明我省农民“增产不增收”。我们这个会议的当务之急，是安排大家踏访乡村，把问题的症结弄清楚。
几个月后，李同志带着厚厚的调查报告回来了。
他用五分钟概括了要点，再用一分钟总结陈词：
河南省农产品结构单一，加工转化能力弱…我们不能停留在种粮卖粮的初级阶段，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才是提高种粮效益的根本出路…我看现阶段的突破点，就在于小麦深加工。
在李同志的组织协调下，河南省科研单位专家推广优质小麦种植、鼓励生产强筋和弱筋小麦、发展特种粉、专用粉、蛋白饲料、胚芽油等高附加值产品，形成了较完整的小麦产业链。
2022年二十大召开期间，河南省委副书记周霁自豪地介绍：
河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万亿级产业，全国市场上二分之一的火腿肠、三分之一的方便面、四分之一的馒头、五分之三的汤圆、十分之七的水饺都由河南生产，并诞生了“三全”“思念”“大用”等全国食品行业知名品牌。我们努力，让你家的厨房和餐桌都摆上河南的优质粮。
“十年树木，百年树袋熊”，河南农业大省的底气，其中就有李同志在20多年前作出的“微不足道”的贡献。
如果李同志在现场，他会不会推一推镜框，再说一声“谢谢大家”？
然鹅，当河南省的农业发展飞速成为全国标杆时，李同志却并未躺在功劳簿上。相反，他试图打破现有模式。
2002年12月，李同志在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上提出了“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构思，引发轩然大波。
当地的部分领导干部与媒体想不明白，明明河南省是农业大省，明明河南省的农产品加工做得有声有色，在国内外获得了经济、社会、政治上的三重好评。在大好形势下，李同志为什么要改弦易辙，把工业化和城镇化摆在更高优先级呢？
李同志解释道，河南是农业大省，但更是农业人口大省。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深度发展后，必然吸纳不下众多的农民就业，这就必须加快工业化；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必然要求人口聚集，这又反过来要求城镇化的支撑。他总结道：
想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我们应该想的，不是阻碍这个过程，而是如何妥善地安置被减农民的工作与生活。
河南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李同志的分析，中不中啊？
我觉得那一定很中。
为了加快理解，儒雅随和的李同志开了一次次的座谈会，并罕见地在会议上拍了桌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次强调“必须改变传统观念，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并霸气地表示：
这个事情，只要符合规律、看得准的，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若干年后，中央 “一号文件”中宣布：
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牵强地解读说，这是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推升中国房地产浪潮的推手。但明眼人自然明白，这并不是李同志饮鸩止渴的被动应对，而是践行他1994年博士论文的一个构思。
2004年12月，李同志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几个月后，河南省发布了一份统计公报：
2004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2553.15元，比上年增长14.2%， 自1996年以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时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自1978年离开农村后，李同志没有忘记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人民。
❺局中人
2008年3月，李同志结束在地方的试炼，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随后的五年内，他陆续主抓了四件大事：
燃油税费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保障性安居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
从事后结果看，以上改革举措引发了一些争议。
（以下省略613字）。
但再难的事情，还是需要去做的。
以燃油附加费的改革为例，从1998-2008年，有关部门一再表示：
时机尚未成熟。
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李同志瞅准了国际油价从147美元/桶跌到了约50美元/桶的宝贵窗口期，迅速主持国务院会议，成立了14个部委参与的领导协调小组，宣布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方案。
这项前期研究了10年的改革方案，李同志从组织讨论到方案落地，前后仅用了：
40天。
你就说有没有魄力，果不果断吧？
还是回到2013年3月17日的总理履新新闻发布会吧。
在回答“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怎么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的记者提问时，李同志思考了半晌，缓缓地说：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如果按照官场老油条的理解，以上改革任务绝对是棘手的“老大难”，属于高风险、高难度、高不确定的那一类，理智的做法是慎行、缓行。
这个道理，李同志应该是早早就懂了。毕竟在1987年，他就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奔走于北京各大出版社，为妻子翻译的《Yes Minister》书稿寻求出版机会。而这本书，就是堪称“政治小说神作”的：
《是，首相》。
李同志也明白：
在某些时候，领导一致通过的事情，其实不一定能做成；但领导都不反对的事情，却有机会被推行。
最终，李同志以“在其位、谋其政”的心态，主动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因为问题都已经堆积到国务院了，不拆弹还能怎么办呢？
这种心态，一如李同志在28岁时对妻子程虹说起周同志的名言：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这一刻，李同志简直泰酷辣！
囿于篇幅与“你懂的”原因，我们无法对“大众创业”、“棚改2.0”等问题进一步评述，但我们有必要严肃地指出：
李同志生前干得怎么样，不应该只看其施政措施的后续效果，而应当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更广阔的个人经历及时代背景，从而理解当时的抉择过程。
因为啊，历史事件往往是特定环境下人群之间博弈互动的结果，它是历史自选择的产物，而不是某个政党或个人意志的结果。
2014年11月20日，李同志来到位于浙江金华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他高度评价了义乌电商的敢闯敢干：
你们主动应对电商挑战的态度特别好。新的东西对旧的东西可能会有冲击，但是我们不能让新的退回来，旧的形态要自我提升，跟上新事物的步伐。
李同志还特地询问店铺老板是否享受到最新的“为小微企业降费清税”的政策。访谈结束前，他徐徐地表示：
如果有人来违规收费，你就拿国务院文件给他们看。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他，尽力了。
《宋史》记载，1126年七月十二日，风雨昼晦，爱国将领宗泽自知油灯将尽：
无一语及家事，连呼“过河”者三而薨。
2023年10月27日凌晨，李同志离开了我们。
不知道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有没有回忆起10年前亮相发布会的最后一答：
我的个人经历告诉我，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使亿万农民脱贫，也使许许多多的人出现了重大的人生转折。
现在，改革的重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肩上，我想我们要尽力使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使老年人安度晚年、年轻人充满希望，使我们的国家生机勃勃。
通过这个回答，李同志在一定程度剖析了他心系农村、力主改革的初衷，他的勇气、智慧、韧性，源于他在那个艰难时代遇到过的美好、善意，以及关爱。
改革，改革，改革！
——全文完——
写在后面的话：
1，为什么不能站在现在评价历史人物？这其实是史学界对“辉格史观”的批判与定论。有机会我们再展开聊聊。
2，李同志是科班出身的学者型官员，自带书卷气息与人文关怀。例如他写给宋同志的便笺一则，全文如下：
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我相信，这不只是那个年代里那一代人的共同追求，也应该是所有年代中人们的普遍追求。生而为人，理应如此。
与诸君共勉！
2023年10月28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