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议，恢复中央党校，作为中央培养高级干部的基地，中央政治局完全同意华国锋的意见，并决定由他亲任校长。华国锋考虑到党校需要确定一个常务副校长，实际主持党校工作，他想到了此时正赋闲在家的胡耀邦。

为了请胡耀邦出山，华国锋先后3次亲自登门，胡耀邦终于被感动，于1977年3月正式来到中央党校上任。

在此前的20年里，中央党校一直由康生分管，成为了政治上的重灾区，所以胡耀邦接过手来的是一支布满思想政治伤痕的、人员不整的职工队伍，是一块由“造反派”头头掌权的地盘。3月9日，胡耀邦在与党校的部分同志见面时说：“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

胡耀邦上任后，首先把冯文彬调到党校任副教育长，让他充当自己的助手，然后逐步把党校的老干部解放出来，放到各部门领导岗位上形成各级领导核心，集中精力解决“运动”中的遗留问题。

随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不断推进，“造反派”头头犯下的严重错误被一一揭发了出来，但他们推诿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经康老同意的。我们执行的是康老的路线，不是‘四人帮’的路线。”

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病亡，他在病重的时候，就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所以他专门向周恩来揭发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1934年10月，江青曾在上海被捕，她在写了“自首书”后，才被释放出狱；1933年，张春桥曾参加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后来又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后来江青和张春桥到延安后，曾长期隐瞒自己的这些历史。

正是因为康生及时地与“四人帮”划清了界限，所以这个老滑头在死后居然骗得了3顶金光璀璨的桂冠：“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党校的“造反派”们深知康生是他们的“护身符”，所以把自己的问题都推到了康生的身上，这也让胡耀邦意识到，要想使党校的工作走上正轨，必须先解决康生的问题。

9月3日，在冯文彬主持的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有人公开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

胡耀邦当即表态：

刚才这位同志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第一，提意见必须实事求是；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第三，不贴大字报；第四，我们将大家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

胡耀邦的这番话令大家十分振奋，这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胡耀邦的老部下、在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的李公天找到教研室副主任韩树英说：“我想通过小字报，把康生和曹轶欧的罪恶给揭发出来，你看怎么样？”

韩树英对此十分支持，两人又一起去征求冯文彬的意见，冯文彬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定！”

韩树英明白，冯文彬已经默许了自己的这一行动，为了壮大声势，他又把教研室的吴秉元、卢俊忠等人找来，他们一起写了两份揭露康生和曹轶欧罪恶的小字报，在12月9日挂在了党校16楼的走廊上。

小字报挂出来以后，党校里来看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人白天没有时间，晚上专门打着手电来看，后来发展到连外单位的人也过来看了。胡耀邦得知此事后，不顾秘书的劝阻，也来看了小字报，他看完后对秘书说：

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贴“那个人”的小字报，我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颠倒过来，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不写大字报，可以写材料，小字报找个地方贴，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

没过几天，中央党校揭露了康生的问题，成为当时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不胫而走，影响很大，胡耀邦也出了名。不久以后，许多地方也开始向中央报送材料，揭发康生的罪行。胡耀邦见时机已经成熟，他让人将小字报的主要内容摘登在《情况反映》上，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报告，要求彻查康生的问题。

华国锋考虑到康生已经身亡，他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个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胡耀邦却认为，如果不追究康生的罪行，中央党校就不能彻底清查那些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无法深入开展下去，他说：“对于中央党校的领导，在台上的也好，在台下的也好，活着的也好，死去的也好，凡是对他们有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

在胡耀邦的坚持下，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中央党校把康生在“运动”中的罪行材料整理成册，材料揭露了共603人在“运动”中被康生点名诬陷，其中大多数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的追悼会悼词，把他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胡耀邦对此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