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

一方面，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重新主持党、政、军工作。

一方面，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继续捣乱和破坏。

如此相互制衡的人事安排，是毛主席针对时局变化反思后的结果，实则大有深意，党政军工作得以继续运行，文革理论和实践还在继续坚持。

最重要的是，此举标志着毛主席开始着手纠正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与行为，尤其要开始平反之前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全面恢复他们的名誉及工作。

到底文革期间有多少干部被正式立案审查了呢？一组并不算精准的数据已然超出世人想象。

截止到1972年8月，受到审查未被解放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有230人，党中央直属单位副部长级干部有61人，除此之外，隶属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共计5557人，基层干部还有171742人被立案审查。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多次公开表达自己对文革前期一些做法的不满，他的这些转变促使中央领导层中抵制文革错误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极为有利地推动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事实上，就在文革开始后，周总理就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极力抑制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只为挽回文革造成的严重损失，等到毛主席的态度发生转变后，周总理因势利导，扩大批判极“左”思潮的范围，这就为落实干部政策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

1971年11月14日，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之际，毛主席的一番感慨算是为“二月逆流”的错误平反，此后的他多次提出要纠正朱德、陈云等老同志的错误处理。

1972年1月6日，在与周总理、叶剑英谈话时，毛主席要求两人向陈毅传达“二月逆流”根本不存在，当晚，陈毅病逝，毛主席随后参加了追悼大会，算是给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们带来了解脱的希望。

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毛主席收到了许多有关于干部受到不公对待的来信，而他对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害也渐渐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12月，有关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工作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被正式提上日程。

某天，就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中，有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谈话得以展开，只见毛主席全面了解真实情况后拍案而起。

“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

就在此时，周总理抓住机会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

“主席，看来，我们需要解决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得到毛主席的首肯，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周总理趁热打铁，当即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由中组部、总理办公室、总政治部联合进行，所有“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到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要说昔日战功赫赫的军队干部被打倒、被关押才是最可悲的，文革初期，正军级以上遭到迫害的干部就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就要数彭德怀和贺龙两位开国元帅。

虽说落实干部政策已经得到毛主席的认可，可平反工作却比想象中还要艰难，尤其是负责落实这些军中干部政策问题上，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也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此，他有着很深刻的回忆。

“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面对江青一伙人的阻挠与刁难，周总理总能巧妙应对，他们想要继续给干部们扣帽子，总能被周总理不动声色地顶回去。

经过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艰难工作，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大多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要说这些昔日战场上的铁血将军们才是最能坚守原则的领导群体，他们的被“解放”在军中形成了一股坚实力量，以此对抗江青一伙人的篡党夺权阴谋。

不过，将军们的被“解放”仅仅是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方面，当年的周总理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平反工作也极为上心，即便不能在短时间内“解放”所有蒙冤干部，被关押的干部们也都得到了善待。

1973年7月，周总理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针对解放干部问题再度做出强调。

“文革期间，在抓叛徒问题上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许多冤案。要有个原则的政策界限，有利于解放干部，落实政策。”

此后，周总理利用各种纪念活动，通过报纸发表名单等办法，千方百计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方面做出努力，越来越多的蒙冤干部重见天日，党政军工作也渐渐回归正轨，尤其是对陈云、邓小平的平反决定，在当时形成了很强的积极影响，这些努力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力量，也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革准备了条件。

只不过，因为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当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干部未能得到“解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干部政策才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彻底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