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饶思诚在建国后曾担任江西省副省长，而饶漱石一直是他父亲最骄傲的儿子。

饶漱石同父异母的妹妹饶玉莲，比饶漱石小28岁。饶漱石参加革命的时候，饶玉莲还没有出生。

不过，饶漱石从来就是饶玉莲的偶像，传说中的他，不仅天资聪颖，成绩出众，而且勤于思考，遇事冷静。饶思诚从小就以饶漱石的故事教育女儿：“要向哥哥学习，学习他的抱负、理想、关心民族危亡，关心人民疾苦。”

1950年，抗美援朝战役爆发，饶玉莲响应国家的号召，加入解放军，不久后被分配进入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工作。

恰好不久后，饶漱石也从上海被调到了北京，兄妹两人这才有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见面。

据饶玉莲回忆，饶漱石的生活规律，起居有常，不抽烟，不喝酒，衣着很朴素，汗衫常常补了又补，生活简朴清淡，和人来往也不多。

有一次，饶玉莲告诉哥哥，说自己上课作笔记，用蘸水笔很不方便，想让哥哥给他买一只自来水笔。饶漱石都拒绝了她，他说：“现在大家都很艰苦，有条件用自来水笔的人没几个，你还是要和大家保持一致，不要搞特殊。”

长久以来，饶玉莲都对这件事记忆深刻，也因为这件事增加了对哥哥的敬佩。

饶漱石早期的革命经历，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奇特的。

他早年间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等职。

由于精通多种语言，他先后在苏联、美国、法国任职，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他的女儿陆兰沁就是1938年，饶漱石在法国巴黎工作期间出生的。

1939年11月，饶漱石从美国回国，并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一职，这是一个很高的职务，体现了组织对他的认可和信任。

东南局的前身是苏区中央分局，这个组织曾是苏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成立于1930年。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中央命令由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分局。

此后，苏区中央分局领导南方18省游击队进行了长达3年的游击战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苏区中央分局改称东南局。

东南局负责管辖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江西省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和皖南特委，书记为项英，副书记为曾山。饶漱石回国后不久，便被增补为东南局副书记。而当时，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袁国平等同志都是委员，可见饶漱石当时颇有地位。

回国一年多以后，便有皖南事变。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表现突出，和叶挺一起在紧急关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皖南事变后，东南局工作停止，不久后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局只有一位副书记），这既是对他之前表现的肯定，也是一种正常的职务升迁——他从东南局副书记升为华中局副书记，是顺理成章的。

不久后，华中局书记兼政委的少奇同志调回中央，饶漱石又成为华中局的代理书记兼政委。至此，饶漱石实际上成为了掌握华中党、政、军大权的重要人物。

面对如此重担，饶漱石曾向中央发电称：“在德的方面我可无愧，但才的方面难于胜任，因此，希望中央速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来帮助我们。”

从42年代理新四军政委，到47年新四军番号撤销（新四军扩建为华东野战军），饶漱石一直都是新四军的政委。47年后，饶漱石又长期担任华东军区政委一职。

饶玉莲认为，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和华东军区时期，对我军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她指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新四军的军费，新四军自此只好自力更生。饶漱石作为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代理书记，领导部队精兵简政、发展民间工商业、大兴水利，取得了一系列卓有突出的成绩。

比如，“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在1942—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居全军之首。”

战争是一门考验后勤的艺术，而饶漱石在后勤方面的贡献无疑是值得赞扬的。正是因为有了充足的后勤保障，新四军才能迅速发展，才能连战连捷。这是饶漱石值得称道的第一大贡献。

饶漱石的第二个贡献是他对淮海战役的贡献。

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当时陈毅人在中野司令部，粟裕在前线指挥作战，后勤补给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的身上。

“几十里的行程，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后勤工作和军事指挥一样，是一项需要高度组织和协调的工作，饶漱石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另外，饶漱石在淮海战役中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他曾与时任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省委书记的康生一起鼓励粟裕向中央军委“斗胆直呈”，发出了著名的“齐辰电”，此电报改变了内战南线战场的全盘战略计划，这是战略层面的一项重大贡献。

饶漱石的第三个贡献在于，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作为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饶漱石随即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当时人们都说：“解放上海容易，治理上海难。”

饶漱石走马上任后，根据当时上海的乱局，立刻废止了金圆券的流通，一律改用人民币作为交换的手段；同时大力组织商品供应，使上海市民感到市场物资丰富，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物价平稳。与此同时，对那些黑市交易和投机倒把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很快建立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在社会治安方面，当时上海鱼龙混杂，有一大批国民党留下的潜伏特务和顽固分子，饶漱石组织力量重拳出击，对其予以精准歼灭。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共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的武装匪特470起，缴获电台81部，为上海市的长久治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短短的三年中，上海旧貌换新颜，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风貌。这三年的成绩，饶漱石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自然也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