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刘少奇的一生充满光辉与磨难，惨死在十年动荡的时代浩劫中，终究是无数后人心中的意难平。
1966年三四月间，他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完成了此生最后一次出访，足迹遍及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印尼四国，同行的还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
那一次出访，刘少奇与陈毅等人遭遇过飞行历险，平安着陆之际，外国使节无不被中国领导人不惧个人安危、以国家尊严为重的奉献精神折服。
其实，这一次出访的时机极为特殊，正处于我国国民经济度过三年困难后迎来根本性好转、国际霸权主义依旧企图孤立的大背景下，意义非凡不言而喻。
对于刘少奇而言，国家度过危机、国际形势回暖是再令人欣慰不过的好事，从他1959年当选国家主席后，泛滥成灾的“大跃进”、浮夸风等等乱象都令他心力交瘁，可当时的他一定想不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时代浩劫正在酝酿，他的命运也将就此沉沦。
之所以笔者会如此论断，原因正是，就在刘少奇、陈毅出访的20几天时间里，国内的斗争局势就发生了惊人转折，而他们则是在回国后才知道“国内出大事了”。
到底这短短的20几天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为何会被看做局势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当年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亲身经历了全过程，他就是周恩来。
本文，笔者将带你回到那令人心酸的跌宕岁月。
早在1965年春天，毛主席就认定了一个事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此后的多次会议中，他都在重点强调这个问题，正如他在9月份面对部分地方领导人说的那样。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事实上，这便是毛主席准备发动文革的重要信号，可当时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在这两位极为务实的中央领导人眼中，重视复苏国民经济、农业生产才是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为此，他们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令人感动。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在毛主席对此大为赞同之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还是更加赞成以彭真为首的“文革五人小组”给出的意见。
“吴晗的问题只涉及学术，与政治无关，他本人与彭德怀也没有任何关系，以后在学术问题上还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原本以为此事涉及面并不大，没成想，一众人对吴晗的客观评价居然成了毛主席眼中的“保护伞”，进一步引发了他的不满。
1966年3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但提出全国都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涉及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等等领域，还直言中宣部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没有支持“左派”，反而起到了压制作用。
这一次会议，虽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都感到不是滋味，可谁也没有料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刘少奇与陈毅按计划正常出访，周恩来则继续致力于最重要的农业发展工作。
就在刘少奇与陈毅出访之后，中央局势变得越发风云诡谲，周恩来等人也越发感到压力山大、如履薄冰。
3月31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主席在几天前的三次谈话内容，不但激烈地点名批评彭真、陆定一等人，甚至发出了严肃警告。
“包庇坏人的情况如果还在继续，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五人小组解散！”
就这样，原本打算“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的周恩来，抗旱、救灾、振兴农业等等工作都被中央局势的剧烈变化搅得一团乱。
4月9日至12日，周恩来再度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学术批判问题展开讨论，会上，康生又一次传达了毛主席近期发出了一系列批评，决定撤销“文革五人小组”，面对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及彭真只能“对这次重大错误做初步检查，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这一次的会议正是前文提到的刘少奇出访回国后得知“国内出大事了”的重要依据。
4月19日，结束对缅甸的访问之后，刘少奇、陈毅平安回国，按照原定工作计划，两人首先前去云南做调研，殊不知，此时的时局发展已经越发超出他们的预想与掌控。
4月22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与陈毅不得不中断调研、前去参会，而毛主席在会上再度提出尖锐批评。
“我不相信事情仅仅出在吴晗这里，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就是因为‘朝里有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军队也不例外。修正主义的问题，不光在文化，党政军也涉及，主要是党和军！”
4月24日，会议初步通过了毛主席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最重要的是，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就是在此时公之于众的。
可想而知，当康生、陈伯达、江青等跳梁小丑走上中国政坛核心，时代浩劫就此开始。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的“问题”被集中揭发，他们无疑是十年动荡来袭前夕第一批被打倒的领导人。
之后发生的事情人尽皆知，昔日革命同仁纷纷遭受磋磨与批判，尤其是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清晨惨死于河南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