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编织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犯罪故事，同时又是一部性觉醒的预言。——《纽约时报》

最近终于抽出时间把早在今年三月出的CC修复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看完了，距离上一次观影又过去了五年，每次看完这部里程碑式作品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原因其实很是简单，因为好的作品会让人思考，《牯岭街》冷峻的故事下带给观众的正是如此的感受，这次修复版在画质的改善后，确实是让我注意到很多细节，这些细节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部作品的伟大。

《牯岭街》的细节绝对值得大家反复推敲。

所有的画面场景调度，都是杨德昌用心之作，每一个画面的交待都有作用，看似稀松平常，实际心思缜密，没有一处废镜头，如果大家有机会再观看修复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个细节，影片开始小四父亲在跟老师理论试卷的时候，给父亲递水的女孩就是女主角，大家都以为女主角半小时后才出镜，实际早已经出现在故事里；大家以为小马第一次出现是转学到班级里坐在班级后面，其实小马第一次出现是在小四和小明放学见面同行，小马就第一次骑车经过了；冰室老板娘在滑头被砍的钱，哭闹着和一个军人分手，实际在小猫王唱歌时，就有镜头扫过了这对相拥跳舞的情侣，以前在第一次看很多细节我们都不会注意，这次再看确实看到很多细节是以前忽略的，通过这些对细节的还原，我们更加敬佩杨德昌对电影的把控和刻画，全部电影犹如浮世绘一样呈现，看似林林总总杂乱无章，实际却最大的限度的还原时代和事件的前因后果，整部电影有台词的演员就有80多位，通过对群像的塑造从而突出主要人物和故事戏核。

这次修复在画质上确实是成功的，以前说实话对杨德昌的敬仰有甚于侯孝贤，以至于每每提及，都怕说错，遂不敢谈起，之前有看到导演李霄峰谈及修复版问题时，如是说，不大愿意谈杨德昌，你珍爱的电影，多谈一分，味儿薄一分。托人买一张《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蓝光，感觉自己像个贼，不敢声张。但为什么要声张？因为起了恐惧，所谓修复之后，它就完整了？把原先在录像带上看到的画面变得清晰就美了？

我想起跟杨顺清先生在台北街头抽烟畅聊杨德昌电影时的激动，请理解我的恐惧，我生怕一个电影被修复得“准确”甚至“正确”，我希望那些是黑色的地方，就是彻底的黑。表面他是对电影本身的修复发表见解，实则对杨德昌的崇敬表示敬畏。当时我也不太能理解修复是何目的，这次我看了，鼓起勇气用了四个小时再次体验了《牯岭街》，用了一天的思考，决定写一点文字来抒发一下对电影的敬仰和热爱。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是他全部电影的第四部，也是他开创“杨德昌电影”独立制作的开山之作，这个电影杨德昌用自己童年的经历，把台湾60年代“反共戡乱”变革时期社会景象刻画还原，凭借杨德昌对电影的把控，让观众感受到影片结构严谨、细节生动，虽有庞杂冗余但是人物关系清晰、编排貌似繁芜但代入感强烈，观众并不反感，这是电影最难拿捏的地方，可是杨德昌却用他的画面里有条不紊的娓娓道来。

经不住似水流年，
逃不过此间少年

- 牯岭街

华语电影的青春题材最近一直受到市场的热捧，不过能算的上经典的少之又少，《牯岭街》和《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其中的佼佼，大多数的导演都会用影响像自己的青春做一次告别，把自己的内心和过往表达，让我们去感受，青春是场旅行，回不去了，青春是场相逢，忘不掉了，青春是场伤痛，来不及了。

60年代的台湾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台湾在反共戡乱戒严的几十年里，当时的民众习惯于一种说法——“乱世用重典”，所以也很少去思考戒严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政府”会说“这个戒严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付同胞的”“就像金属探测器只会对金属起反应，桃木剑只会让妖精头痛一样，如果不是敌人，戒严令就影响不了他”。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错，而且其实，几十年来，一般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照理说，戒严令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可是“反攻大陆”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一切为“反攻”做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就连信封、电影票、火车票、烟盒、喜帖，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复大陆国土，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字样。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需要拿着手电筒到单位各处巡察，如果被安全人员渗透进来，贴上代表炸弹的有色纸条还没察觉，就要倒大霉了，年底考绩扣分。学校老师也会告诉小朋友说，路上如果看到钢笔或汽水瓶不要乱捡，那可能是炸弹……

在社会上，当时处处强调：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不过很少有人真正看过“匪谍”的样子，对于“匪谍”的印象，都来自各种画得阴森恐怖、恶毒狡猾的漫画海报，好像“匪谍”随时会出现。这种宣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电影里对“警总”抓张震的爸爸谈话那一段，对历史还原度很高，警总”就是“警备总司令部”，又是一个模糊法令下的产物，在过去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机构。这个“警总”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想管也什么都能管，甚至可以指挥军警，集党、政、军、情、特于一身，反正就是国民党在政治侦防方面的爪牙、白色恐怖的打手，对于国民党而言，简直就是太好用了。

戒严时期，“警总”蟹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歌不能乱唱，舞不能乱跳；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报禁、发禁（学生必须留西瓜头）、党禁，样样都禁，充满禁忌的年代。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不要吵、不要闹，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不乖就打屁屁。

小明的生存法则是社会的无奈！

《阳光灿烂的日子》即根据小说《动物凶猛》改编而来，故事以“文革”为背景，描写了北京市一个部队大院中一群少年人的成长过程，野兽是会吃人的，在野兽横行的时代，他有他的生存法则。那么早于《动物凶猛》的《牯岭街》对于时代的批判做的更为深刻，有很多人都说小明是红颜祸水，如果没有小明，那么哈尼不会死，滑头不会变，小四不会坐牢，小马不会后悔，其实如果没有小明，他们依然还会有如此的遭遇，因为小明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故事中男主角他们自身的性格反抗精神，而且不会妥协，那么必然注定了悲剧的发生。

小明的生存困境来自徐蚌会战也就是我们的淮海战役作为国军通信兵站死沙场，母亲带着小明漂泊到台湾眷村，而母亲的身体不好，过早的让小明失去了少女应有的安全感成熟起来，为了生存不得不像社会妥协，在妥协中迷失了自己也正是杨导对台湾现实的思考，所以他镜头下的小明，在那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纵然你感到万箭穿心，你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会同情，也许会嗟叹，但永远不会清楚你伤口究竟溃烂到何种境地。小明是周旋在多个男朋友之间的女孩，她只是希望得到一种保护。

体弱多病的妈妈早早就告诉她：

你要赶紧长大，
来照顾这个家

- 好吧

而她也明白，所有男人帮助她、照顾她的原因，就是想成为“保护她”的那个人。

他们生活在各种利益纠葛的台湾60年代社会，带着自己独有的理想主义者的光辉注定被社会生存法则所不能容忍，也注定迷茫的一代人无奈与困惑悲剧结局。

电影的原型背后的故事！

1961年6月16日，台北的《联合报》登载了一篇新闻报道，《不良少年情杀命案》：“十五日晚十时十分许，本市牯岭街七巷底，发生不良少年情杀案，现年十六岁的“璧玉帮”老幺茅武，因醋海兴波竟持利刃将芳龄十五的少女刘敏连杀五刀致死，疑凶于杀人后并未逃逸，且伪称是被害者的哥哥，但为七分局刑警陈汉英看出破绽，旋即将其捕获侦办…… ”

报道不仅详细追溯了杀人的经过，当事人的资料，并且非常技巧性地将重点放在了“情杀”上，“市警七分局长戴良川……希望家长、学校加强教育，藉以防止此类案件的重演。”随着时间的迁移，为了防止读者遗忘，越来越短的报道总能精要地提醒事件的关键词：

少年，情杀，
生性残暴，法办……

- 乱

如此情况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有余，终于尘埃落定。而在三十年后，有一部影片的海报印上了这样一段文字：some of the above news items were soon Forgotten。意思是，即使是再喧腾的新闻事件，也会很快消逝。

影片的名字叫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导演杨德昌是茅武同届的同学。杨导离世后，2009年由马丁斯科塞斯主导的世界电影基金会开始修复，2016年经多方协调北美修复版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