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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历史的尘埃逐渐被拂去，一连串日本侵华期间的机密文件重见天日。

公众的视野被极大地拓宽，随之而来的，是对那段黑暗岁月更深层次的认识。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背后动机可能远不止于简单的领土扩张或资源掠夺。

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彻底消灭整个中华民族。

百万户移民计划

1937年后，日本推出了“百万户移民计划”，旨在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和同化。

这个计划被列为日本广田弘毅内阁的“七大国策”之一，也是伪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之一。

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彻底吞并东北地区，并实现其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目标。

这种移民政策的实施，不仅是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的改变，也是对当地文化、社会和经济体系的重大破坏。

农民是移民的主体，因此，土地成为了他们掠夺的主要目标。

在东北地区，大量农民的土地被夺走，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曾经能够自给自足的农民，一夜之间沦为无家可归的赤贫。

根据统计数据，到1941年4月，伪满政府和“满洲拓殖公社”通过强制手段“收购”或“征用”的土地超过了2000万公顷。

这个数字，是当时日本耕地总面积的3.7倍。

这些迁徙来的日本农民，又把他们抢夺来的土地转租给中国农民，当起了“外来地主”。

他们以“高等民族”自居，对东北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迫害。

原本分散居住的农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努力，在土地上开垦荒地从事农耕，以维持温饱。

然而，日伪当局又实施了“集团部落”政策。

他们迫使农民们离开熟悉的家园，迁移到指定的、陌生的地区建立新的居住点。

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日本侵略者在归屯并户的过程中实施了“三光”政策。

导致无数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大量房屋被焚毁。

到了1944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日本推出了战时增产方案，催生了紧急农地造城计划。

在吉林的前郭尔罗斯旗，有8万亩的土地被征用，导致数万名当地居民被迫迁出，多个村庄遭到毁灭。

在梨树县，为了种植水稻而建造的二龙山水库，迫使48个村庄的1840户农民离开家园。

两万多垧的耕地和5000多间房屋被水淹没，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流离失所以及财产损失。

据统计，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仅在黑龙江地区就有36.7万日本人居住。

从这一数字便可见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野心，而他们的野心还远不止于此。

1941年1月，日本政府进一步显露其扩张计划，制定了《大和民族人口政策确定纲要》。

该政策制定的目标是在1960年之前，使得居住在中国的日本移民人口达到一亿。

中国的土地和资源是有限的，大量涌入、增长的日本人，要如何获得更多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源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消灭中国人口。

因此可以想见，日本政府的这一计划如果得以实现，那么过程中一定伴随着更加残暴的种族灭绝行为。

对鄂温克人的迫害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奴役当地居民，灌输殖民思想的政策。

企图将东北人民塑造成顺从的奴隶，并将这片土地据为己有，视作“日本领土”的延伸。

鄂温克族人居住在敖鲁古雅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民国时期是黑龙江省的一部分。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中，鄂温克人以捕鱼、狩猎以及驯鹿养殖为生。

1935年3月，日本人强行没收了鄂温克猎民的所有枪支，并将他们赶下山去，重新选举部落首领。

尽管后来他们被允许返回山区，但日本人却并未将他们的枪支归还，导致他们在狩猎活动中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回归使用弓箭、陷阱和绳套等原始捕猎方法，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人又到鄂温克族的各个部落宣扬与苏联人断绝往来，转而与日本人建立友好关系。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奇乾，也叫乌启罗夫，原本是鄂温克族人与外界的交易城镇。

而日本侵略者却不允许鄂温克猎民与其他民族的人接触或交谈，使他们完全处于被隔离的状态。

日本人切断了鄂温克猎民与外界商人的贸易联系，好让他们的“东荣贸易公司”和“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得以实现垄断。

他们用极不公平的交换比率，以极低的价格换取鄂温克猎民的猎物。

半尺生布，一斤面粉，甚至一个弹壳，一包火柴就能换来珍贵的灰鼠皮。

这种交换被日本人称为“交易”、“收购”，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掠夺，严重损害了鄂温克猎民的经济利益。

除了经济上的剥削，鄂温克人民还被迫承受各种苛捐杂税和公差劳役，这些负担沉重到让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

日本侵略者还对鄂温克族实施了严苛的军事统治政策，其中就包括强制征兵制度。

根据这一政策，达到一定年龄的鄂温克青壮年被强制征召入伍，被迫接受军事训练。

日本侵略者在奇乾东部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统治鄂温克人的机构，名为“关东军栖林训练营”。

他们切断了鄂温克人与苏联以及抗日联军的联系，对猎民实施奴化教育和军事训练，企图将鄂温克猎民变为他们的牺牲品。

日本人将鄂温克猎民视为“野人”，而非平等的人类。

在训练过程中，动辄拳打脚踢，用棍子、鞭子抽打。

而在猎民被强迫进行训练的时候，鄂温克族的妇女儿童只能忍饥挨饿。

他们没有猎物能换取粮食和生活用品，甚至只能杀驯鹿充饥，或是用草根来填肚子。

这些鄂温克族的青年被迫参与对抗抗日联军的战斗，他们在战场上往往充当着前线敢死队、炮灰的角色。

1942年2月初，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北部的库楚河附近遭到了日本铃木喜一讨伐队的包围。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第三支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与敌军血战数日。

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大部分队员壮烈牺牲。

原本170多人的队伍，最终只有11人成功突破重围，撤退到苏联境内。

而这支讨伐队，主要由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组成。

这是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政策的一部分，旨在让中国人自相残杀，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抵抗力量。

在日本占领东北期间，日本商人还采取极其不道德的手段，故意向鄂温克猎民出售鸦片。

毒品的泛滥不仅严重损害了鄂温克人的身体健康，使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侵略者还以进行种痘和打预防针等医疗活动为借口，用鄂温克人进行细菌试验。

在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的黑暗时期，鄂温克族遭受了日本侵略者全方位的迫害。

其残暴程度，几乎将鄂温克族推向了灭绝的边缘。

无人区与“人圈”

1939年至1945年间，侵华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了一个长约1000公里、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内，日军实施了“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

导致大约35万无辜的中国百姓惨遭杀害，380万间房屋被付之一炬，化为废墟。

“千里无人区”与南京大屠杀一样，都是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反人类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较短时间内对中国人进行的集中屠杀。

而“无人区”的制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伴随着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持续虐杀。

日军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实施了极端的集家并村政策。

导致了大约140万群众被迫离家，1.7万个自然村被摧毁，建立了2506座被称为“集团部落”的集中营，老百姓俗称为“人圈”。

根据驻密云白马关日军机枪分队长船生退助所写的《无人区》一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日军的残忍手段。

文中提到，当时日军作战命令规定的方针是，为了建立无人区，日军需要进行扫荡讨伐。

焚烧所有房屋，并且“不问任何理由枪毙”中国人。

在这些“无人区”中，原本的村庄和农田变成了荒凉之地。

野草丛生，野兽出没，原本的家畜如猪和鸡也回归了野性，生存环境恶劣到极点。

日军还不断对“无人区”进行“割青扫荡”，使得原本肥沃的土地变成了彻底的荒地。

最初的割青行动开始于1942年夏季，主要集中在丰滦密中心地区以及兴隆、宽城沿长城线部分地区。

随着集家并村的全面推行，到1943年，大范围的“无住禁作地带”被划定，土地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

据木村光明在《坦白书·制造无人地带》中交代，1944年3月，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忠一郎推测，八路军将在无人地带帮助民众开始春耕。

因此，他下令日伪军严密戒备，发动了以破坏春耕生产为主要目的的“扫荡”行动。

到了6月，八路军预计已协助农民完成春耕，于是从7月起，便命日伪军警将春耕的农作物彻底毁坏，以阻止再次耕种。

至于日本人建立的那些“集团部落”，实际上和集中营没什么区别。

被赶入“集团部落”的居民，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

他们的土地被毁，本就无法维持生计，各种苛捐杂税，更是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在这样的环境下，老百姓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集团部落”中受到日军的严格控制，人身自由被剥夺，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得到保障。

日伪军为了加强对“人圈”的统治，实行了残酷的“大检举”制度，也就是大规模的搜捕和镇压。

起初，日本人还会制定一些罪名，以此为理由实施抓捕。

到后来，所谓的“大检举”就与“屠杀”没什么区别了。

根据宪兵曹长太田秀清在战后的交代材料，他参与的几次“大检举”中，日伪军得到的命令是抓捕所有20至50岁左右的男子。

不仅成年男子被抓捕，青年妇女也未能幸免，甚至还有大批妇女，遭到日伪军奸污霸占。

被捕的群众遭受反复的折磨和严刑审讯，有些人甚至在审讯过程中当场被屠杀。

还有一大批群众，被送往劳工营。

根据伪热河省民生厅长李葆华的供认，仅1944年，热河省就有13万人被抓去当劳工。

而在日本投降后，能够逃回的人数不足20%。

还有一部分被送到县“留置场”，或更远的承德、锦州监狱。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设立“留置场”和监狱，其中承德监狱最是臭名昭著。

承德街水泉沟万人坑，就是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

日军对被捕的中国人民，施加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

包括压杠子、电磨粉身、军犬撕尸、挖肝摘心、活拔神经等，种类繁多，手段残忍。

承德监狱当时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上最大的监狱，而水泉沟则被设立为刑场。

据不完全统计，有3万余人在水泉沟被杀害或因虐待、疾病、饥饿而死亡后被弃置于此。

更为恶劣残忍的是，一些被捕者被用作日军新兵训练的活靶子。

或者被送往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的活体试验。

种族灭绝

在东京审判中，被起诉的日本战犯被指控犯有多项罪行，包括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

这些罪行在东京国际审判宪章中被定义为：

“谋杀、灭绝、奴役、流放和其他的在战前和战争中犯下的非人道罪行，还有出于政治和种族原因的种种迫害。”

当时，种族灭绝罪还没有成为国际法上的罪行。

因此东京审判无法将“种族灭绝”作为独立的指控，而是将日本种种暴行涵盖在了“反人类罪”之下。

但其审判的内容和性质，与现代国际法中的种族灭绝罪是非常相似的。

根据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的定义，种族灭绝是指有意或无意地消灭一个特定民族、种族或族群的行为或政策。

种族灭绝包括一系列特定的行为，如杀害某个民族的成员、故意造成该群体生命条件的全面或部分毁灭等。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实施了大规模的残暴行为，包括对中国平民的大规模杀戮、性暴力、强迫劳动和生化试验等。

这些行为，都是日军实施种族灭绝的迹象。

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这些行为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是对国际法、对人权和人道的严重挑战与践踏。

铭记这些历史，不仅是对逝去生命的悼念，也是对未来的警示。

提醒着我们必须独立自强，珍爱和平，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与暴力。

参考文献

[1]许赛锋.战败前日本的“种族主义”及其特征——与纳粹德国相比较[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02).

[2]王国柱.日本侵略者对鄂温克人的灭绝政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01):74-77.

[3]高乐才.日本"百万户移民"时期的土地掠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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