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所有人都在声讨邯郸杀害学生的三个恶魔。这则消息一出，我便已知，却一直避而不见，不愿再写，因为愈知详情，愈为受害人痛心。

但是，当我听到很多律师都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三个杀人犯不会被判死刑的时候，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在看《第二十条》的时候，对自己说过的话一样。为什么？凭什么？

只因法律已死，若不是有韩明这样勇于“矫正”法律的检察官，十三岁的受害者岂不是白白死去？

这几年来，未成年人欺凌和犯罪的案件屡见不鲜，而每次都有未成年人保护的案例出现，这不是很讽刺吗？

其实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谋杀、暴力等行为，有“纵容”的倾向。它保护的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因为大多数时候，受害者才更需要保护。

正常的孩子，都是规规矩矩地上学，根本不需要法律的特殊关照。只有那些使用暴力和犯罪的孩子才需要法律来约束。这也是为什么法律保护罪犯的原因，告诉他们，不到12岁的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14岁以下的人不会被判处死刑。那么，这条法则是为了谁而定的？

法律要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所以死者保护不了，那就保护活者吧。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却是对受害者的不公平。在双方均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法律是否应当向受害的一方倾斜？就像《第二十条》中所说的，见义勇为造成他人意外受伤，法律是否应优先保护见义勇为者？

我们来看看古代“矜老恤幼”对孩子的保护。

唐朝有一部名为《唐律疏议》的法律，将未成年人分为15岁以下、10岁以下、7岁以下三种，根据情节轻重，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进行不同程度的减轻。但“十五岁或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蓄意杀人，则应依法惩处。”《旧唐书》记载，开元廿三年，十三岁的张瑝与十一岁的张琇联手，杀死了杀父仇人。

百姓们都觉得这对兄弟是情有可原的，他们的孝心很感人，不应该处死。但是李林甫却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对此也表示赞同。他们分别是13岁和11岁，但他们杀死了一个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被判了死刑。

此事暂且不提，我要讲的是李林甫以“国法不可纵复仇报”为根据，如果宽宥二人，必有人效仿报复之举。所以，如果我们国家对三个犯了罪的学生网开一面，那就是国家允许未成年人犯罪了，也是一样的道理。

再来看清代对儿童的保护。

清代法律基本沿袭了唐宋律，只是在某些特殊案件中，皇帝才会介入其中，从而不断地修改法律。

例如清代著名的“丁乞三仔案”：

雍正十年，丁狗仔带着十四岁的丁乞三仔去挖土，丁狗仔见丁乞三仔年纪小，命他挑一只沉重的篮子，向他掷土，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正中丁狗仔腹部，将他打死。

“根据《大清律例》中的‘斗殴杀人’一节，丁乞三仔应该被判处死刑，但雍正皇帝觉得丁乞三仔是受害者，理应从轻发落。

从今以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一律按《丁乞三仔案》处理。

乾隆44年，一名九岁的孩童，因向同龄孩童讨要葫芦豆，没有得逞，便将对方一拳打死。乾隆皇帝认为，这孩子虽只是个九岁的孩子，但为一件小事就杀了人，不应减轻其罪责。很显然，这并不是什么“死法”，而是“情理”与法理的结合。

因此，在双方均未达到法定年龄的情况下，法律的天平应偏向善良和有理的一边。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受害人是未成年人，那就应该从重处罚，不管施暴者的年龄和地位，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未成年人。

乾隆判了九岁的孩子死刑，已经是很重的惩罚了，按照律法，十岁以下的孩子是可以从轻发落的，但是被杀的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不想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别人而已。

那位邯郸的学生，手机里存了190元，他做错了什么？被欺负了这么久。给予同等的保护就是对弱者无保护。保护杀人犯，就是对弱者的不保护。这根本就不公平。

“法不应该向不法倾斜”！

如果不执行死刑，那就是纵容未成年犯了罪。希望这次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案，能够像第20条那样，被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