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省一级干部中，有个人被毛先生称为“华北第一才子”的，就是王任重。王任重是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1917年1月15日出生。32岁时，就出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管财经的副主席，37岁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953年2月16日，毛先生乘专列到汉口。在月台上等候的中南局主要负责同志李先念、李雪峰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人，快步向刚停下的列车走去。车门打开，毛先生笑微微地走下来。

李先念、李雪峰先一步迎上去握手、问候，然后李先念向毛先生介绍说：“这是王任重同志，是河北景县人。”

“噢，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毛先生向王任重伸出了右手。

当王任重的双手紧紧握住毛先生那温暖、宽厚的大手时，他激动得只是反复说：“主席好！主席好！”

“任重，对啊，任重而道远啊。”毛先生自言自语似地重复了一遍“任重”二字，并对二字的含义作了引申。这是他记住人名字的一种方法，善于联想。

1953年2月16日，主席在解放后首次视察武汉。王任重提前准备了很多书面材料，但都没有用上。主席不让照本宣读，而是随时提问。湖北的一些基本数据和典型事例都在王任重的脑子里，因而在主席随口问时，他能随口答出，且条理清晰，给主席留下良好的印象。

当时，王任重还有一点让主席特别欣赏，那就是热爱读书，勤于写作。王任重酷爱传统文化，嗜好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史学，这在当时的省委书记中是较少见的。当时，湖北省委有个写作班子、对外叫“龚同文”，发表的文章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有真知灼见，名重一时。其中，就有王任重的执笔。

1953年起。主席几乎每年要来湖北，经常和王任重倾心相谈，毫无芥蒂。上至宇宙行星，下至人间烟火、升斗小民。讲党史，讲文学，讲古今英雄人物，讲社会主义建设，讲国际共运。

主席还经常让王任重陪着自己接见外宾，视察参观、参与方针大计的决策，并多次称赞王任重“年轻有为得很”、“是中央接班人”。尤其主席每年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王任重都下水作陪，因此还被主席戏称为“游泳伙伴”。

王任重之女王晓平，在后来被人问到王任重为何会受毛先生赏识时，她说：“这点她曾问过父亲。父亲说，大概‘农家出身，师范学生，土生土长'这三点和主席比较相似；更重要的是，主席喜欢说实话、干实事、重调查、动脑筋的人。而父亲正是如此。”

在毛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时，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jiā）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里面就提到了王任重。他说：“1959年春的上海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召集六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中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

“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对面。由于我对分配给山西的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我的话刚说完，毛泽东同志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我一时不得其解。接着，柯庆施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面对这种意见，陶鲁笳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

这时，李井泉发言道：“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陶鲁笳说：“现在的问题是，跳的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

曾希圣接着说道：“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陶鲁笳用实例回答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在争论过程中，毛先生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主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却说明他已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使陶鲁笳心里感到踏实了些。

事后陶鲁笳才知道，在他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也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已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陶鲁笳说：从1959年到1962年这四年时间内，毛主席一直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在同高指标的错误锲而不舍地作斗争……

1958年，湖北向中央报粮食产量是450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197亿斤。1959年春，由于多报数字、导致形势恶化。在当时“浮夸风”盛行的时期，王任重能够把问题实实在在地说出来，不去捂盖子，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王任重为什么能得到主席的器重？按照其身边人员的说法是：他不媚上、不阿谀，凡事有主见，这是毛主席欣赏王任重的地方。

1992年3月16日，王任重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此去经年，如去特做此短文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