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原标题为“李慎明：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发表时间为2013年12月18日；作者李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整整比我国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一是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

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

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

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作者这里说的疑似林昭。如去注）被处死，连质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

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

在历次运动中，多次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毛泽东在现在有的网站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却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善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三是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

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由于自己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国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我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青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当年的我们“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懒鬼”，就否认我们当年为新中国其中包括你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艰辛与血汗。

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