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以后，胡适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开始缓和，他开始寻求与政府合作，通过改良主义，一步步解决社会问题。对于蒋介石政府，他是支持的，但同样批评和监督政府，促使社会问题一点一滴、渐进式的改良。他反对暴力、流血和牺牲，比如他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态度。

胡适与张学良很早就有交往，但是，对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向来是理性的胡适却有自己的判断，而且事后这些判断也应验了。胡适的眼光看得确实是高而远，全而面，内而外，精而准，透而彻。他把自己的观点写在了1936年12月20日 《大公報》上。我们分段落来分析胡适的观点。

“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1936年10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日本）的态度更强硬了”，而且“1936年11月9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RoyHoward)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对这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看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力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

“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消除了，蒋介石政府“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日本）可早明白了。”“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戕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我见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的学者，有的是青年的学生，有的是平日爱护蒋先生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

“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得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真急得大哭。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地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图片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仅做交流和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