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出生于苏北的老人回忆，1958年时他刚刚上小学，仍然清晰记得人民公社成立时的情景。

在盐场空地上，有一万多农民参加了这场盛况空前的大会，每个人手里都举着纸做的小旗，高喊“万岁”，很多人嗓子都喊哑了，当时充满了憧憬。

今天的一个中午，父亲对放学回来的他嚷：快，去黄某家，吃饭不要钱了。

他抱着铝锅飞跑到村里富户黄某家。吃的是大米饭、红烧肉，厚厚的一层油浮在碗面上，人们吃得打饱嗝。路过这里的外村农民也被拉进来吃肉，他们不好意思，大人们就劝“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

接着大队吃了一顿，大组吃了一顿。吃食堂很快地兴了起来，所有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好多人觉得留锅灶没必要了，就拆掉，把自家的锅交给公家炼钢铁。

但事情变化得特别快。前面仅吃过一次红烧肉，炒肉丝，炒鸡蛋，往后便只是蔬菜，接着干饭吃不成了，顿顿是稀粥，米越来越少，稀粥成了清水汤，食堂做粥的人就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上去还是稠的。

办食堂时，是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真的米也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圆子。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没了。他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找野菜吃。还有吃树叶，剥树皮的。有个富农，藏有两罐银洋，饿急了，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1960年，他被抽去福建伐竹子。母亲领着他们弟妹四个艰难过日子，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一家全月的粮食，每人每天4两米。他是老大，虽然才8岁，但已经当个半大的人用，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去借粮。

那一年，到了柳树飘絮时，家家户户都断了粮，借也没地方去借。后来镇里的人就开始打乡下农民的主意。

先是胆子大挑头的，趁着收麦子的季节，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

割麦的农民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

等当村人拾完麦穗，城镇居民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可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后来，不等人家拾完，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

乡下人没办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篮子剐了。急眼了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什么，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甚至和割麦人抢起来。

或者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一起拽进篮子里。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

气得乡下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来赶人，有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然后出现镇里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乡下人又改策略了，白天派人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突然割麦子，等镇里人赶来时，大片麦田早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镇里人懒。

镇里人默契的在第二天天还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人，一霎时便把麦田搞完了。

乡下人恼火，他们不再割麦，见到外来人便先割篮子，赶得人们在田野里奔跑。笔者的母亲和姨们带着他出来，让他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飞快。把麦子送到他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每天半夜里，天还非常黑，他便被母亲或姨叫醒。太困，有时被叫起来，他边钮衣扣又躺下来，母亲就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他脑门上。

他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被割完的麦地，直到发现目标。他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拔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也不敢喊。

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什么，只是机械的用手去拔麦秸。乡下人发现后，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小孩便扔下篮子拼命跑。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脚也扎破了。

他跑得慢，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应该是乡下人见到小孩只是吓唬吓唬，如果真的把镰刀砍下来，他早没命了。那一年，他家被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人被砍，算是运气好的。

那些场面，年长的人都记得，可是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这些经历，显得不文明。

老人有时做梦还会出现那个场面:天黑得像锅盖倒扣下来，自己被母亲拖着出门，跟着走。只听见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