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即将结束，返乡大军们也陆续离开老家，返回工作的城市了——返乡大军成了返城大军。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1800多个县，中国的一大半面积都是县域，一大半人口居住于县域，大部分人的老家，也都在县域。作为返乡大军的一员之一，我们也记录了一些返乡见闻。县城这种小城的产业发展，平时少人关注，但每年春节，也是县乡中国最受关注的时候。

基础设施升级已经到位 但产业升级还差一步

这个短暂的春节假期，是县域经济一年中最重要的消费季。

作者老家是安徽北部的一座县城。县城里，通向本县高铁站长达10公里的快速路正在修建，今年国庆节前就将通车，而本县的高铁站属于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京港（台）通道中的一站，2026年雄商高铁开通之后即可直达北京；县城的“十里长街”也在继续延长，县域“一核三区四组团”的规划正在铺展；几条经过县城的高速公路，在未来两年内即将竣工；乡村水泥道路普遍从3米多拓宽到4米多（会车更加容易了，但还是不如城市等级道路会车方便）。

哪怕这样一个人口仅有五六十万的小县城，基础设施建设也一直在进展。而修桥铺路这种传统的“铁公基”，一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样的县城，中国有1800多个。

县城就像沙漠里的复活草，春节就像那短暂的雨季——春节的返乡大军可以让县域经济趁着雨水的降落一次“喝个饱”，就算不久之后，很多人要再次离乡，但沙漠之草的种子已经撒遍天涯。

不考虑地方债务问题，大部分县城的基础设施，肯定是在升级的。哪怕如此，春节期间的县城依然超级堵车，返乡人的出行需求，多好的基础设施一时都承载不了。

县域的集镇上，自然不会禁止烟花。城里买不着或者只能加价偷偷买的加特林、仙女棒、孔雀开屏、小金鱼、三分钟……镇上全敞开了卖，足够从年三十放到正月十五。据说，哪个县放烟花更多，哪个县的经济发展也更有底气。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全国百强县的烟花销量，绝对是超过四座一线城市的。由于一线城市的禁放政策，县域在全国的花炮购买比例，肯定超过自己占全国GDP的比例。

烟花的销量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晴雨表，从几十块钱的小烟花到几千块钱甚至万元以上的大烟花，发不发财的，大家都要买烟花爆竹，除旧岁，迎财神。短视频平台，也有博主燃放烟花给粉丝看，几千块一箱的烟花一箱接着一箱放。赚得多自然买得多放得多。

有些县城出将军（湖北红安、安徽金寨等），有些县城出院士（福建闽侯等），还有很多县城拥有好听的名字：蓬莱、安宁、凤庆、鹤庆、玉龙、绿春、寿春（寿县）、雁荡、鹿邑……但最终都要落到产业上，更多的县城，也在打造自己的特色产业。

屋顶光伏、风光互补、水光互补等新能源产业发展正给县城带来新的机会。县城需要每年一度的返乡消费大军，但同样需要更长远的产业。

作者回乡之后，也在县城附近的工业园看到中环等巨头建设的新能源光伏生产基地。县域的招商引资，也是各县主官的互相比拼，大家都在用政策、交通、人力资源等多方举措打造“招商洼地”，大招商、招大商，力图吸引新型产业入驻。但除了百强县之外，我国大部分县城的产业还是不够发达，即使新产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依然不足。

网红店正开到县城 返乡大军也在返城

县城里，传统饭店之外，更多具有网红气质的、复刻一线城市特征的围炉煮茶店、精品咖啡店、零食集合店也开了起来。不过，网红味多了，就能替代过去记忆中的味道吗？新零售、网红店进入县城的下沉市场，主要还是看重县城剩余年轻人、中学生们的消费力，但剩余的消费力，也有些后继无人了。

所有返乡的年轻人，恐怕都免不了被家乡亲人、父母的催婚催生——县乡差不多已成为催婚催生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二线城市基本都不会去催，因为对年轻人来说这极其不礼貌，年轻人也无法理解传统观念中对家族延续的执念。但抛开传统执念，仅讨论经济，婴幼儿减少之后，后续一系列产业链都将面临着萎缩。

县域生育率本就高于一线城市，特别是2016年放开二胎政策之后，依然是县域出生率更高，由此也在县城形成了层次虽低但繁华不弱一线的围绕婴幼儿、学生的经济样态。幼儿园比比皆是，小学也处处开花，学校旁边的中学生精品文具店甚至还能够喝精品咖啡，围绕孩子教育、玩乐形成了一条繁华的产业链。

但县城的婴儿潮也是短暂的，在二胎需求被集中释放之后，出生数也在年年减少。层层传导之下，买房的需求也在降低。

春节期间，返乡置业曾经是支撑县城GDP的重要方式，而现在，房地产已经熄火，二手房交易也陷入僵局。

不管产业如何，这些年，县域里肉眼可见的环境变好了。生态环保政策的推行，大江大河禁渔，禁的是大规模渔网捕捞，但本地人零散钓鱼，管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了县城不止一位钓鱼佬，都反馈河里更容易钓出大鱼了。年年有余嘛，县乡中国就讲究个好彩头。在这里，中国的经济指标不再是股市曲线，不再是汇率期货，而是实实在在的烟火气。

县城之间的差异，远大于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2023年，有54个县GDP破千亿元，有些县级城市繁华堪称“小上海”，有些县城面积堪比沿海一个省，有些县城人均GDP堪比香港。中国经济的最底色，就是县域经济。

哪怕经济发展不能和大城市相比，但环境变好了，交通便利了，这里生活着7.5亿人——目前约有5亿农村人口居住在县域内的乡村地区，还有2.5亿人居住在县城或县级市城区。7.5亿人生活在县域经济体系下，不管富裕程度堪比一线的强县，还是仅有几万人的小县，合在一起的7.5亿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市场——单拎出来在全球排名也是一个人口第三的超大市场。

县域经济确实不够发达，但县域的整体市场规模未必输给一线城市。

春节期间，国际局势很难成为热点新闻，县域为代表的内循环撑起了一个足够大的市场。

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全国人口70%以上的县域，主政者们在本县内往往更具有一言九鼎的力量。新与旧的产业体系在县域碰撞，返乡与返城的人流来往在这里发生，未来的县城能在新产业体系下走多远？如何寻找适合当地特色的产业发展？这些问题，也正考验着当地主政者的见识与实干。

返乡大军 未等到县城产业升级？

县域的发展往往与主官具有很大的关联，“县太爷”甚至比同级别京官的相对权力，还要更大。学者贺雪峰就指出，为了让县域经济取得更大发展，全国普遍出现了给县一级扩权的改革，以期“还权赋能”，让县一级有更大的发展经济权能，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县城如何发展。有些县主推农民上楼、农民进程，没有产业的农民进程，最终只能是楼房化而不是城市化。招商引资,发展现代制造业，才是真正的县城城市化之路，而这显然比盖楼要难多了。

县城缺的不是楼，而是现代化的产业。返乡大军已经返城了，等不到县城的产业升级。

县域经济开发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与一线城市相比的，两者也不会形成竞争关系，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实是地市层面的经济开发区。

县虽然行政隶属于地级市，但实际上，各县一般更认可自己是某县人而非所在的地级市人。一些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江浙，县和县级市更是普遍对地级市“不感冒”，甚至一些强镇的风头都能盖过地级市——横店大家都知道，但横店隶属于金华东阳市，大家就未必熟悉。

央地的利益矛盾大家熟悉，市县矛盾就可能没那么明显。

其实，县相比地市也有着自己的优势。因为拥有广大的农村腹地，很多县甚至比地级市更能吸引到人口。对于地级市的中产人群来说，下一代不会留在地级市，必然要去省会或者一线城市；而农民中的相对富裕者也不会给孩子在地级市买房，同样去省会或者一线城市——所以地级市的房子反而缺乏接盘者。但县城不同，广阔的农村腹地，不论是结婚买房，还是教育买房，还是不断能驱动农村居民购买的。

乡镇初中已经逐渐萎缩，农村小学基本都已“撤点并校”，只留下校舍，在县城教育质量明显高于乡镇和村庄的前提下，教育买房已经是县域内购房的最大动力之一。这一点同样很像一线城市。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县域经济确实是没有其他方法获得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动资金，土地财政收入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只有先建立较为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具备了一定的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条件，在进一步经营县城、招商引资时才能具备优势，最终建立产业与就业的循环。而没有建立产业优势的县域，就更容易陷入债务危机。

百强县是所有县域都羡慕的榜样。强县必有强镇，很多县，已经将大部分的乡改为了“镇”，在镇上的土地进行工业化，并在县城附近继续拓展城市界面，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动。

县域经济有个典型特征就是“产城分离”，虽然一线城市也有职住分离的问题，比如北京，很多人住在五环外，但上班都会去五环内；或者住在东南角，但上班要去东北角、西北角。但至少居住地还是有公共服务的。

而对于县域经济体系来说，公共服务只在城里，工业园区附近只有产业，基本没有公共服务。但由于工人很多都会招用附近乡镇居民，工人的生活成本和工资要求因此都能压得更低，这种“产城分离”也不会带来多大的通勤压力，反而具备了人力、土地上的成本优势。

有股民估测，春节短短几天时间全国燃放的烟花弹药量，可能就超过了俄乌冲突两年多来的弹药量。这其中绝大部分的烟花弹药量，也必然是县乡所放。看各地人拿着加特林烟花砰砰砰发射的短时票，似乎中国人过年全都在打仗。

真正的经济大仗，在节后。返乡大军已经返城，县城也同样在努力吸纳新人口。经历过疫情的曲折，疫情后一年多的波浪式发展，各行各业早已等不及加速。龙年中国的经济脉搏，已经开始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