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峥嵘岁月中，涌现出许多令人铭记的名字和英勇事迹，其中郭汝瑰的一生显得尤为传奇。
他之所以被誉为“传奇”，乃是因为他在明面上为蒋介石谋划军事策略，而在幕后默默地掌握着流向解放区的关键情报。
郭汝瑰曾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内，经历丰富，然而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他真正仰慕的只有两个人，甚至连他的上司蒋介石也不在其中。
令他钦佩的第一位人物是傅作义。
在郭汝瑰晚年时，他将大部分时间和心血投入到著书编写中。
他的作品不仅包括备受关注的《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还有一部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以郭汝瑰个人的生平和成长为起点，穿越抗日战争、停战谈判、解放战争直至率部起义，披露了大量作者亲历和亲见的细节。
众所周知，郭汝瑰因深受蒋介石亲信陈诚的信任而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一度官运亨通，三仕三迁，最终成为国防部作战厅长，合法合规地主持指挥战斗的方方面面。
在他表达“佩服”的人中，傅作义是其中之一，他被广泛誉为“抗日名将”。
某人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还积极参与了中原大战，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傅被委任为华北“剿总”司令，最终顺应历史潮流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郭汝瑰对傅作义的评价极高，主要是基于长期的军事协作和交流的观察。
在回忆录中，郭汝瑰详细记录了发生在1948年的一件事。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三大战役阶段，双方实力此消彼长，正面决战即将展开。
蒋介石亲自来到北平，指挥作战并鼓舞士气，甚至视察了葫芦岛。
然而，在傅作义等人殷切期望蒋介石主持大局、紧急确定军事方案以掌握战场主动之际，蒋介石却突然表示有急事，需先赴上海，然后才能前往南京主持“双十节”的活动。
这个决定令傅作义觉得事有蹊跷，郭汝瑰也觉得难以理解。
傅作义希望郭能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促使他考虑“对东北、华北采取主动”，尽早召开作战会议，特别是决定太原和承德应该如何应对。
鉴于战局形势，郭汝瑰也认同傅作义的建议，认为“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及时做好准备就会步步被动。
然而，郭汝瑰对于自己被通知迅速离开南京赶往上海，却并没有完全了解事件的原因。通知他的人表示蒋介石有急事需要处理，却并未要求他随同，而是建议他搭乘另一架飞机直接返回南京。
在战事紧张的当下，这样的举动已经让人们感到意外。而后公布的原因更是令当事人大感意外。
原来，蒋介石在临阵之际“脱离岗位”，是为了亲自前往上海解决孔令侃的问题。
蒋经国此前为了挽救经济困境，打击投机，平抑物价，发动了强有力的“上海打虎行动”。
从他的言论和行动来看，这次行动并非敷衍了事。他将投机违法者称为“祸国败类”、“豪门资本”，宣称“不惜以人头来平抑物价！”
他甚至组织了“青年服务队”与警察局合作执法，对投机违法者进行抓捕和处决。
在一系列铁腕操作下，上海的物价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稳定，原本危机四伏的经济局势似乎有所好转。
然而，当蒋经国将火力集中在孔祥熙之子、自己的表弟孔令侃身上，情况就变得截然不同。
电影《大决战》中详细展现了一桩历史事件，发生在锦州解放之后。
宋美龄表面上是为了探望丈夫，实际上却是敦促他亲自前往上海解决孔令侃的问题。
当时，媒体几乎把蒋经国捧上了天，称他是全党上下的救命王牌，是“蒋青天”、“活包公”、“雍正皇帝”甚至“经济沙皇”。然而，孔令侃却是一个无法抓捕甚至无法惩罚的人物，他身后代表的势力甚至连蒋介石亲自出手都无法镇压。
宋美龄对此深感忧虑，她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因此敦促蒋介石亲自前往上海。在北平等待讨论下一步战略计划的傅作义只能接受被搁置的命运。
电影虽然在细节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整体上按照历史事实叙述了这一事件。
宋美龄火速派遣援军，蒋介石亲自降临，介入蒋经国的打击孔令侃行动。结果，孔令侃的危机被成功化解。
然而，这一事件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上海，鸿兴证券杜维屏原本已经被蒋经国扣留，但有了孔令侃的前车之鉴，蒋经国无法再对其他人采取强硬手段，只能通过罚款来应对。
最终，蒋经国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并称这一失败“比济南失守更为严重”。
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价，认为蒋介石在轻重缺失方面暴露无遗。尽管他是全军最高统帅，在全国战略关键时刻，却远不如傅作义那样具有观照全局、战略层面远见的领导力。
有不少人与郭汝瑰持有相似观点，比如在《辽沈战役概述》中，杜聿明曾提到，此后傅作义对蒋介石的批评相当激烈，称蒋为“不爱江山爱美人”，对其他属下也颇有微词。
蒋介石的其他部下，如试图劝阻蒋介石上海之行的徐永昌，也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不满。
然而，郭汝瑰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评价不高，并非仅仅因为上述事例。事实上，郭汝瑰作为作战厅厅长，长期与蒋介石密切接触方案、计划和指示，对蒋介石在军事战略领域的能力有深刻了解，远胜于其他军官将领。
在郭汝瑰看来，蒋介石身为主帅，却不愿在没有即时获取前线情报的情况下充分放权，坚持“遥控指挥”，这在军事上是相当不明智的决策。
在南麻、淄川战区，蒋介石远离前线，基于过时情报和主观臆断直接指挥战斗。然而，他未能清楚了解解放军主力位置，更无法预测其动向，这样的决策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
对于蒋介石亲自参与编纂、列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郭汝瑰认为其早已过时，无法适应当今军事理论和战略实践，总结为“结硬寨，打呆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