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朝关系降至冰点，朝鲜欲派兵打中国，危机最终怎样化解？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明言，国与国之间不存在永恒的友谊，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唯有永恒的利益。这不仅是国际关系中最真实的写照，更是一种现实的观点。
以朝鲜为例，我们曾对其施以再造之恩，然而在1969年中国最危急的时刻，朝鲜却对我们落井下石，企图在我们最需要援手的时候加以攻击，实在令人心寒。
那么在1969年，朝鲜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中朝情缘自元朝开始，位于半岛的朝鲜一直是我们最忠诚的藩属国之一。
在中原王朝的外交舞台上，朝鲜一直是中国最亲密的外交伙伴之一，也没有例外。
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仅是因为朝鲜的温顺低调，更取决于其特殊的地缘环境。
自元朝以来，北京一直是我国的首都选择。
对于一个国家的首都而言，安全因素是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北京在地理上形似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蒙古、新疆是其左翼，故左公曰：“保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都。”
而朝鲜东北则是其右翼，保朝鲜者所以保东北，保东北者所以卫京都。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日本已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铁律。
正因如此，自明清直至新中国，只要朝鲜有所需，中原王朝总是义不容辞地派遣军队相助，即便是饱受指责的清政府也未曾违例。
然而近代以来，这一地区逐渐脱离我们的掌控。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取代了我们的地位，成为朝鲜的主导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又沦为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
1950年，金日成在得到他的盟友斯大林的默认下，擅自发动了朝鲜战争，却引来了美国的介入。
然而在金日成陷入危机、岌岌可危之际，曾经备受期望的盟友却选择了冷眼旁观，听任朝鲜自生自灭。
最终的结局众所周知，是我们中国派兵援助朝鲜，才使金日成得以幸免于亡国命运。
正是由于抗美援朝，中国在时隔六十年后再次成功地在半岛地区施加了影响力。
这一事件过后，金日成深知苏联虽强大，但在军事上并不可靠。
关键时刻仍需仰仗中国这位老大哥。
当时的中国虽然经济贫困，却毫不犹豫地支援了朝鲜战后的恢复工作，而朝鲜在经济上则只能依赖苏联。
自那时起，金日成开始了一种左右逢源的外交策略，努力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寻找平衡。
在中苏关系和谐的时期，这种左右逢源的手法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一旦两国关系出现对立，金日成就不得不面临做二选一的抉择。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由于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赫鲁晓夫一度竭尽全力拉拢世界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援助。
中苏关系因此进入了一个长达五年的蜜月期。
然而，1958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的发生使得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赫鲁晓夫试图借机索取报答，触犯我国的领土主权，遭到毛主席的坚决拒绝。
两国关系逐渐紧张，最终走向了全面破裂。
1960年，中苏两国即便在表面上保持着和谐，却不再费心维持。
在同年6月，赫鲁晓夫宣布撤回所有苏联专家，正式宣告两国关系破裂。
次年，赫鲁晓夫找上了金日成，试图拉拢朝鲜与其共同对抗中国。双方签署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苏朝一方受到攻击时，另一方要无条件提供军事援助。
朝鲜之所以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难道不正是寄望于中国为其提供军事保护吗？而现在老大哥提供了这样的援助，朝鲜再也不必依赖中国了。
然而，朝鲜半岛对我们而言是一块敏感的领土，美国人不可触碰，苏联人自然也不能有所作为。
东北地区本就被苏联紧紧包围，再加上朝鲜，形势就更加严峻了。
赫鲁晓夫一走，周总理立即前往朝鲜，提议签署一份《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这时，金日成思虑周详，清楚地知道朝鲜对中国的意义。
若是一边倒，中国可能会愤怒出兵，对他而言将是一场麻烦。
根据《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双方不得与对方的敌对国家签署同盟条约。
尽管害怕陷入纷争，金日成在慎重考虑后还是与中国签署了这一条约。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内容与苏联的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明文确立了中朝之间的天然保护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约至今仍然有效，也是我国建国以来唯一缔结的军事同盟条约。
自那时起，中朝两国开始被形容为血盟，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亲密的时期。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所谓的血盟只维持了短短三年。
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传到朝鲜，金日成却异常高兴。
然而，对于我们国家成功研制原子弹，他为何如此兴奋令人费解。
因为在金日成看来，我们之间是一种血盟关系，你的东西也是我的，我的东西更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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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金日成满怀期望地找到周总理，提出这个无理的请求时，却遭到了一盆冷水的浇灌。
这次的拒绝对金日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从此以后，中朝两国之间再也没有提起血盟这个词。朝鲜开始发展所谓的主体思想，即自力更生以朝鲜为主，不能再依赖其他国家。
这个主体思想的对象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