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受毛主席指示，王洪文回到自己的造反“发家地”上海调研。虽然名义上，他依然是副主席，但主席对他的信任已经有所动摇，原来由他负责的工作多数都移交给了邓公。

对于这样反常的政治风向变动，王洪文浑然不觉。他满心都是故地重游的喜悦，初到上海，就给市委提了难题。

在王洪文的强烈要求下，原来给他准备的三层洋房被弃之不用，市委在东湖路又另行为他装修了一处带泳池和球场的独栋住处。

其实，王“副主席”的奢靡生活，从他进入中南海工作之后，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王洪文出生于1935年，父母都是农民。他15岁参军，21岁复员到上海的棉纺厂做保卫干事。集工、农、兵于一体的出身，成为王洪文日后从政的重要资本。

组建“工总司”，并逐渐进入上海权力核心的王洪文逐渐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年轻、激进，敢想敢做，应该说，王洪文的身上找得到“革命者”应该具备的一切素质。

1969年，王洪文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九一三之后，毛主席不得不面对接班人连续出状况的事实，开始把王洪文作为新的培养对象，他指派由周总理亲自引导王洪文工作。

有了毛主席提携，又得到周总理指点，王洪文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继承人。那么，王洪文进入中央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

三十几岁的王洪文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的典型。即使是登上正国级领导人的高位，他还是少年玩心不减。他喜欢打猎和钓鱼，一有空闲就会去郊区打兔子，到北海公园钓鱼。

王洪文珍藏有数把猎枪，都是上海方面提供的最新款式，有几次犯了瘾，他还骑着自行车在中南海里打鸟。

让工作人员感到气愤的是，即使在毛主席病重需要休养的时候，王洪文依然如故，完全不考虑病人需要安静的环境。根据王洪文的警卫员回忆，他的枪法不错，打兔子打鸟都是弹无虚发。

1976年7月7日，也就是朱德元帅病逝的第二天，王洪文兴致勃勃地约了几个朋友出城钓鱼。一去就是一整天，回来的时候，大鱼小鱼收获颇丰。

刚到北京之后，王洪文被安置在钓鱼台国宾馆的16号楼，和张春桥、姚文元做邻居。随着他的职务不断提升，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搬离16号楼。

为了满足王洪文在生活方面日益高涨的需求，16号楼里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王洪文在饮食方面要求苛刻，除了一日三餐的正常饭菜之外，每天还要进食补品。

而且，他还嗜酒如命，非茅台不可，经常在晚饭后喝得烂醉如泥。

后来他又迷上了西餐，时不时会要求厨师为他烹制牛排、龙虾等高档食材。除了16号楼的住处之外，王洪文在八大处还有一座私人别墅，他偶尔会去那里小住，名曰“放松”。

王洪文出门代步的工具，是一辆经过改装的红旗轿车，里面配备有周密的保温和隔音设备。

为了满足他出差考察的需要，组织上为王洪文配备的是三叉戟直升机，和周总理待遇相同。可是王洪文认为直升机乘坐体验不佳，几次三番提出要求换成波音客机。

回上海之前，毛主席对王洪文还抱有一线希望，在会见他的过程中，特意提到汉代古文《刘盆子传》。

王洪文智商不低，读完《刘盆子传》之后，意识到毛主席是借刘盆子的经历来提点他，不要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坚不可摧，就放任自流，没有危机意识。

领袖的意图他是领会了，可是转眼就被抛到了脑后。

住进东湖路的豪宅之后，王洪文又开始了每天山珍海味，醉生梦死的生活。所有和工作有关的内容，他连看都不想看，全部甩手交给秘书廖祖康处理，每天不是喝酒打牌，就是看电影钓鱼。

王洪文在中央工作期间，最大的败笔就是加入了反革命集团，成为“四人帮”骨干成员之一。

他被抓捕之后，有关部门从他的办公地点起获现金1000余元。根据推算，这笔钱应该是上海方面向他支付的生活补贴，标准是每月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