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唐代有过一位被称为“定国公”的开国元勋，当代北京也曾有过一位被称为“定国公”的老同志。她就是红军老战士，我党元老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
而她之所以被称作“定国公”，绝不仅仅是因为有个比较威风的名字，或是由于她是谢老的夫人，而是她本人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前辈。
王定国
王定国与谢觉哉的初识
王定国同志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参加了革命，担任了故乡四川营山县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说来凑巧，当时谢老正是红都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不过他们那时还未相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还是一九三七年在兰州的事。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以后，王定国所在的四方面军总部有次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
一天，她见中央纵队一位长着小胡子的同志，拿着一包衣服朝自己走来，十分和蔼地说：“小同志，有件事请你帮帮忙，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中间絮上羊毛，过雪山草地时好当棉衣穿。”
被称为小同志的王定国，马上接过衣包爽快地说：“要得，这还不容易，我马上就给你做。”第二天，王定国就做好送去了，还认真地说自己的针线活不好，不知道行不行。
那位胡子同志接过衣服，高兴地说：“好得很，多谢你了！小同志！”说着又问了她的姓名，并且自我介绍道：“我叫谢觉哉。”王定国道：“哦，你就是我们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啊，我还当过你的部下呢！”
谢觉哉
有几位也长着胡子的同志，闻声上来凑趣，原来是董必武、徐特立和林伯渠等著名的中央四老。他们相互认识以后，谢老关切地问她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了？又介绍经验道：“你们可以找一些辣椒带着，上山冷时吃一点，提了精神又暖了身子。俗话说‘三个红辣椒，抵一件大棉袄’，很管用呢！”
王定国回去果然照办了，并且对教她这样做的谢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没想到两年以后，他们又在兰州重逢，不久就结为夫妻。这是后话。
积极奔走营救西路军战士
一九三六年，四方面军大部奉命西渡黄河，向甘肃北部和新疆进军，也就是后来的红军西路军。王定国当时是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的服装道具股长和党小组长，团里所有幕布、汽灯和大乐器等等，都归她经管，还负责照管年龄较小的战士。他们进入河西走廊以后，部队一下陷入军阀马步芳和国民党追剿大军的重兵包围之中，红军因连续作战伤亡惨重，人地生疏又筹不到粮草，面临弹尽粮绝、饥寒交迫的困境。就在这样的险恶形势下，王定国和她的战友们，深入各作战部队进行宣传活动。
十二月初，他们来到永昌二十里铺的红九军驻地，一面进行慰问演出，一面掏空各人的口袋，凑了一点钱，买了几包烟和小日用品，分送给战士们，给那些一个连队只打剩下几个人的指战员们，献上一点战友深情。
西路军穿过的棉衣、用过的武器
十二月五日，剧团的同志正赶往另一个部队时，与大批敌军遭遇了。他们马上撤到一个叫郭家大磨的庄院防守，用仅有的自卫武器和掩护他们的一个班，同团团围住庄院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敌人来势很猛，错把剧团同志当成了红九军军部，他们将错就错有意牵制住敌人，好掩护离此不远的九军军部转移。
战友们守着又高又厚的土围墙抵抗敌人，王定国则把几个年小体弱的女战友领到土炮楼顶层，捡拾残砖破瓦狠砸敌人，又组织他们趁开火时猛敲火油箱和各种响器，既造了声势，又激励了战友。
打到下午，敌人越围越多，我们却伤亡惨重，子弹也没了，最后敌人炸开了院门，王定国和战友们用断枪、木棒和砖瓦同敌人拼，结果被兵多势众的敌人一一逼到墙边，终因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束手被擒。得逞的敌人见他们不少是女同志，还有着胡琴笛子等乐器，这才发现不是红军指挥部，气得大骂“上当了”！
恼羞成怒的敌人把被俘红军赶到羊圈里。有的同志衣服被剥光，只得捡张生羊皮裹着身子，一到夜里更冷得难以支持。机敏的王定国设法找到自己保管的幕布，一块块撕给同志们抵挡一下风寒，又拖来庄院的旧匾牌，让战友们烧火取暖。
好容易捱过一夜，他们被押到武威，又见到了大批被俘同志。不久，原红军西路军除一小部分人突围去了新疆，其余大都伤亡、失散和被俘了。被俘同志中比较年轻体健的，不是被押去当劳工，就是强行编入补充营，伤残衰弱者则被大批地屠杀和活埋了。最遭罪的是一批女同志，有的马上被敌人军官拉去，有的被兽兵们拖去。更有的被当牲口似的卖了！
马步芳
军阀头子马步芳等得知抓到了红军的“唱戏的”，下令把这批人集中起来押到青海西宁他的司令部里，原封不动地编为一个剧团，派一个叫赵永鉴的中校参谋主任来临管，使王定国等同志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战俘生活。
马步芳和那姓赵的，管剧团的主要办法就是鞭打和虐待，王定国等同志则用种种方法同他们斗。敌人要剧团排练新节目演出，他们说没有编导人员，只会原来为红军演出的歌舞节目，敌人搞不出自己的东西，只得让他们将“红旗飘飘”等唱词改为“国旗飘飘”之类，命他们照常演出。结果，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公然在反动营垒里大演革命歌舞，并且照唱“红旗飘飘”等原词。
一九三七年，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同志不幸被俘。敌人只知道捉到了一个著名的红军女将，但因张琴秋由于连续作战中流产过，又黄又瘦，衰弱得变了样，加上她蓬头垢面，自称是个四十多岁的烧饭婆，敌人一时未认出她来，只好让她在西宁一家羊毛厂做工。
王定国等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定把张琴秋隐蔽到自己这里来，就找那姓赵的说，他们都是南方人，做不了北方饭，想把一个会做北方饭的老妈子弄来帮帮忙，敌人没在意也就准许了。他们忙把张琴秋同志接来剧团，让她每天蹲在灶后干活，敌人一来她就在脸上抹把烟灰，使人更难辨认。
张琴秋
可是后来由于别的原因，张琴秋和吴仲廉、陶万荣（苏风）等几位女红军干部，还是被敌人发现了。被押去南京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营救，她们才脱险归队。而王定国和剧团的一些同志，又被敌人押送到甘肃张掖敌军韩起功的司令部，在那里展开了新的斗争。
张掖一带是西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王定国到后，陆续见到不少因战败失散和被俘的红军同志，她悄悄地与他们进行了接触与联系，不久就与原红军干部刘德胜、武杰、邱均品和蔡文良等同志一起，在一个芦苇塘里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刘德胜为支部书记，王定国负责联络、寻找被俘和失散在这一带的战友。
就在这时，中央委派谢觉哉等同志根据与国民党政府的协定，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谢老找到著名的爱国医生高金城，请他利用与张掖敌军头子韩起功的老关系，在张掖开办了一所福音医院，并派来原四方面军的蔡光波同志，负责协助他查找、营救流散在当地的红军同志。秘密支部很快与他们接上了头，高大夫就以慈善事业救治伤残为名，将流散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收进医院，又以增加护理人员为名，将王定国等同志要去医院，开始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
王定国了解到张掖县监狱里正关着一批红军干部，正好张掖县长马鹤年对红军有一定好感，她便利用马县长提供的机会去探监找人，说是县长让她来找舅舅的。看守问她舅舅姓什么，她随口说姓李，正好原四方面军宣传部长刘瑞龙同志被俘后化名姓李，看守就把他叫了出来。
刘瑞龙
王定国本就认识他，马上上前叫“舅舅”。刘瑞龙同志也心中有数，便利用机会迅速交流了情况。原来这里还关着魏传统、惠子明等几位红军干部，他们也已成立了秘密支部。王定国来后，正好与他们接上了头。接着高大夫又让王定国以护士名义，带着药品和营养品再次去探监，并让刘德胜也与刘瑞龙见面，秘密商定了斗争办法。高大夫还通过马县长适当改善了狱中同志的处境和生活条件，并将情况报告了兰州“八办”。后由我党中央出面，按照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向马步芳指名要人，敌人才不得不将刘瑞龙等同志一一放出，使他们经由兰州“八办”回到了延安。
秘密支部了解到附近的民乐县有不少红军的失散人员，便由高大夫派了两名医生，以巡诊为名跟王定国去民乐，探寻流落在那一带的红军同志。他们很快找到了一批，又通过他们传递了一百多张字条，上写“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是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有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让同志们分别设法去兰州“八办”归队。
王定国又让去不了兰州的同志，就近去张掖找她，还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暗号：到甘州福音堂后门，在门上一连拍三下，她就会出来接应。她又给许多同志讲了当前的形势，传达了党的指示，特别是正在多方营救他们的措施，使许多陷入困境的同志重见了光明，并辗转回到了革命队伍。这些同志后来都为党作出了新的贡献，有的还成为高级领导干部，但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直接搭救自己出苦海的王定国。
秘密支部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支部决定刘德胜先转移出去，由邱均品和王定国等继续组织同敌人作斗争。敌人马上又察觉了王定国的活动，就在准备对她下毒手时，高金城大夫让她化装成一个修女，搭上一辆卡车直奔兰州进了“八办”，使她也脱险归了队。其余同志在高大夫的努力下，也一一陆续离开张掖回到了革命队伍。只是高大夫自己终于暴露了身份，于一九三八年阴历正月初四，被敌人秘密杀害了。
谢觉哉、王定国
王定国一到“八办”就见到了谢老，谢老也认出了她。她向谢老汇报了张掖的情况，交上了从险境中带出的情报资料。组织上决定将王定国留在兰州“八办”工作，这样，她与谢老不仅是同志和长征战友，又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
随着二人的相处，王定国发现谢觉哉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者，又是一位善于关心体贴同志的兄长和亲人，特别是他曾使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跳出了敌人的火坑，实际上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于是她对谢老的感情也产生了飞跃。
谢觉哉也十分喜爱这位活跃能干的“小王同志”。于是，他们就在同志们的支持下，在兰州“八办”那间简陋的小屋里，幸福地结为革命伴侣，为人们留下了佳话。
与伍修权的西北之行
当年王定国到兰州“八办”以后，在谢老领导下继续营救原西路军的失散人员。有一次，她查访出有二千余名红军被俘人员，正被编为一个新兵团要调往内地。谢老立即通过中央和西安“八办”，将这一个团全部接回了根据地。
但是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已经找到并被救出的只能是很少一部分人，仍有大批西路军战友一直流落在甘肃、青海等地。继续寻访、设法探望这批老同志，成了王定国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件心愿。直到一九八三年才约了原兰州“八办”的伍修权同志，重访故地探望亲人。
王定国
王定国再次来到兰州后，马上就去河西走廊、青海西宁和甘南临夏等地，到处找战友，看故人。她每到一地就找有关部门查访询问，然后穿城入乡，四处奔波，终于找着了不少老同志老战友。
在河西，她见到当年妇女团一位老同志，可对方已认不出她了，她动情地叫起了那位同志的小名，又反复报着自己的名字说：“妹子，我特为找你、看你来了！”那位同志这才记起这位当年一起长征共同战斗过的生死战友，正要哭着扑上来，却又连忙缩回身子道：“定国大姐，我有病，身上又脏……”大姐没答话，抢上前一把抱住了那位一身伤残病痛和混身灰土痰迹的孤苦老人，热泪滚滚地说：“妹子，你受苦了，我来晚了，你骂大姐吧！……”
两位老战友，说了伤心事，叙罢别后情，大姐要走了，悄悄掏出几十元人民币，又脱下身上的外衣一起塞给了老人，说只算给老人留个纪念，让她知道，党和老战友，一直还在记挂、想念她，人民不会忘了她！
王定国重走长征路
一到西宁，王定国就找到当年剧团的一位小战友。那位同志九岁当红军，十一岁参加长征，长征中边走还边为同志们唱歌喊口号，大家休息了，她又去跳舞慰问，在河西被俘时才十三岁。由于她年小活泼，深受战友喜爱，被大家叫做“小疙蚤”。王老见到她时，“小疙蚤”已经成了一位回族老大娘。原来她被俘以后因为反抗被毒打一顿，强迫配给一个老马夫为妻，幸好那马夫也是苦出身，十分同情爱护这个小“共产女子”，退伍时把她带回家，倒也安生过了几十年。现在，丈夫已去世，儿女也成了家，日子还可以，就是一件事，想起就伤心。
她对大姐说：“我不满十岁参加红军，一心奔共产党闹革命，哪知后来当了俘虏。几十年对革命没有贡献，弄得我实在没脸见人！”
大姐忙搂着她说：“对革命有没有贡献，全在有没有一颗热心，你至今还这样要求自己，说明你一直是我们的好战友，你一生茹苦含辛到现在，没有辜负党和同志们的一片心！”
王定国
那些日子，一个个老战友，一批批老红军围着王定国，诉苦谈心忆往事。她不是钻陋巷入寒窑登门去探望，就是请进招待所里细说衷情……开饭坐下并肩吃，夜深同床继续说。他们一阵悲一阵喜，一声哭一声笑。来时激动，见时伤心，走时又转为兴奋。
有的说：“王大姐，感谢你，从北京赶这么远来看我们！”
大姐说：“应该感谢党，不是现在的政策，我想来也来不了。”
有的说：“我们总算又见到了娘家人，是你又给我们带来了党的关怀和温暖。”
大姐说：“凡是为革命吃过苦出过力的同志，相信你们会发扬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支持、帮助党和人民进行新的长征。”
同志们说：“定国大姐，听了你的话，我们心里清亮了，我们吃了苦，党也有难处。请你转告派你来的中央首长们，我们一定不辜负他们的关怀和期望。”
王定国听了这话，却有口难言，原来她此行并不是谁派的，是她自动承担甚至是自费进行的。
原来，王定国早就对与她随行的伍修权同志说过：“伍老，我们还有件任务没完呢！那么多西路军的同志一直没有找回来，现在再不去看一看，我们一死，就没有人了解这事了，这就太对不起那些老同志了！”
伍修权也早有此意，这才有了这次西北之行。
伍修权
王定国到西北，一路播春风，四处送温暖，该去的地方去过了，想见的人见着了，她自己也该歇歇了。此时正好赶上国庆节，她更该痛痛快快乐一乐。谁知她利用节日天天不出门，领着随行同志关在招待所里整理材料，写出了关于原西路军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起草了准备提交中央的请示报告，又对当地的优抚和统战工作提出了建议，还答复了党史研究者的若干问题。该办的事都办了，这才准备回京。临行才发现，带来的几百元钱花完了，连伙食费都不够交；随身的衣物连换洗衬衫也没有了。
原来这些日子，王定国见这个战友悄悄塞上几十元，访那个故旧又买上一些见面礼，一点衣物也给这个“留个纪念”，给那位“一点心意”，全都花完分光了。她却哈哈一笑道：“不怕回不去，让家里电汇钱来么，衣服更好办，克服一下就到家了。”
有人以为她这样做未必必要，她却认真地道：“不，很必要，那些同志受了几十年罪，现在还这么苦，我们应该尽可能给他们一点温暖。一点钱和衣服都是小事，保持他们对党和同志的感情才是大事。”
王定国回到北京以后，先找伍修权同志交换意见商讨报告，接着就向中央送材料递报告，经过她的呼吁和活动，她的建议得到了重视。很快，中央的有关文件下发了，老同志们一一得到了红军老战士光荣证、生活补助金和公费医疗证等等。一封封感谢信写给中央和王定国本人，连《人民日报》等报刊也赞颂王定国是“桑榆晚霞红”和“人老精神不老”。谁知王定国对此却淡然置之。
王定国
闲不住的“定国公”
1971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长征四老”之一的谢觉哉谢老在北京病逝。丈夫去世后，按规定，遗属是可以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的。但王定国却主动找到中央的同志，真诚地说：“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随即，王定国遣散了秘书，辞退了司机，搬出了带大院子的房子。
即使是退休后的王定国，也依然闲不住。她每年每月每天忙活的事数也数不清，许多别人不想管或管不了的事，只要找到她而又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她都照管不误。一九八六年春，她又和林月琴、于若木、曾志等几位大姐一起，就关心失足青少年问题到处调查讨论，奔走呼吁。所以，王定国家里总是天天门庭若市，她自己更是时时操心劳碌。这也难怪，她在延安时就是有名的“闲不住”，如今越老越闲不住了。
谢觉哉、王定国全家照
王老不老，她始终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子童心，几十年如一日地，以自己的全部活动、心血和热情，努力创造和维护着国家的安定团结与繁荣昌盛。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定国公”。
2020年6月9日，王定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这位伟大的老红军用她的一生证明了什么叫“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