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中国的农民领袖，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能力，带领大寨村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

陈永贵在最好的年纪，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不计名利，一心为民。他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是农民心中的大英雄，是人民心中的好干部。陈永贵虽然没有写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却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大寨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永贵成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因为他有着非常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所以在工作当中，陈永贵始终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让大寨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发展状态。

从大寨村走出来之后，陈永贵开始在中国的政坛当中崭露头角，一步步从底层坐上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

可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却在退休后时常对秘书大发脾气。后来，还是李先念总理得知此事后，还专门嘱咐工作人员：不许再给陈永贵送文件才得以摆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贫困娃娃到大寨村干部

说起陈永贵，就不得不提他成长经历。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的一户普通家庭中，由于当时的农村条件比较艰苦，陈永贵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磨难。

他不仅要帮助家里干活，而且还要照顾妹妹和弟弟，这对于当时的陈永贵来说，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不过陈永贵并没有因此而抱怨生活的艰辛，相反他觉得只要能吃饱饭，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陈永贵逐渐有了更高的追求，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和家人们贫困的生活状态。

因此，在来到昔阳县大寨村工作后，陈永贵就带领四个年过半百的老汉和六个15岁的半大小子组成“老少互助组”，苦干一年，最终收获的粮食亩产竟超过以贾进才为首、有着“好汉组”之称的互助组。

1948年，陈永贵由贾进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生产委员。不久，担任党支部副书记。1952年领导互助组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受到省政府奖励，以三等丰产模范互助组代表出席山西省劳动模范会议。同年冬，接替贾进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第二年，陈永贵以他领导的互助组为基础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评产入股时，他带头压低自己的土地产量，带动入社农户合理评产入股。

也是在这年冬季，为改变大寨村贫困落后面貌，党支部制定了治山治水规划。陈永贵带领干部群众展开改造自然、治理山河的劳动。苦干一个半月，治理成功白驼沟，改名“合作沟”。

从此，大寨村每年坚持开展以治山治水、增地增效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特别是在1955年时的“三战狼窝掌”，直接将长度为1.5公里的荒沟改造为生产高、生产稳的农田，创造出了闸沟造地的新经验。

1956年春，大寨与邻村4个初级社合并为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主任，并在第二年担任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他坚持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在实践中注重观察、试验、思考和总结，逐渐摸索出合理施用化肥、适当密植、“三深”种植法、“四不专种三不空”等一系列科学种田新方法，使大寨粮食产量逐年增长。

种种出色的表现让陈永贵被村里人评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标兵，并应邀赴京参加了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天安门观礼台见到毛主席。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并详尽地介绍了他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领导大寨人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改变生产条件的模范事迹。

1963年8月2日，大寨村连降七天七夜大雨，全村房塌、地毁、坝垮，受灾十分严重。

正在县城参加人代会的陈永贵及时淌水回到村里，对大家说：“地毁了重修，房塌了重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随后，他在与干部社员商量后提出“不要钱，不要粮食，不要物资；卖粮食不少，种子不少，村民口粮不少”的抗灾救灾口号。

经过几个月日夜苦战，灾情得到恢复，粮食总产21万多公斤，人均口粮 200 公斤，售粮12万公斤，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

然而，灾难仍未过去。在1963年仅仅一年内，大寨村就发生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以及洪灾前的一段干旱，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但这并没有难倒大寨人和陈永贵，他们凭借自力更生的精神，重建家园。

在这困难时期，大寨村不仅没有向国家要救济粮，而且每年售公粮超过12万公斤，并先后向兄弟社队借出或平价出售粮食、种子、饲料、谷糠等，垫款把廉价马车让给金石坡大队，帮助井沟大队跨入农业先进单位行列。

同时，陈永贵虚心向其他先进单位和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等老劳模学习，专门到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等学习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和打旱井蓄水抗旱的经验，并将学到的经验运用到大寨村的建设当中。

大寨人战胜天灾的事迹很快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大寨的热潮。而陈永贵在大寨村的这段经历，也让他成为全国闻名的农民领袖。

走出大寨，登上更大的政治舞台

“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

这是1963年年底，时任中南局书记处的李一清在前往大寨村视察工作后所讲的话，也是这段话成功的让大寨村和陈永贵的名字进入高层鄂视野，为陈永贵后期登上政坛奠定了基础。

1964年腊月，陈永贵到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陈永贵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见到了毛主席，并与毛主席共进晚餐。

没过多久，首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版面登载了毛主席和陈永贵亲切握手的照片。之后的第三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陈永贵被请到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拉着他的手问候道：“永贵好！永贵好！”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局问候成了领袖的最高指示。各大报纸纷纷将这局问候登载在最显眼的版面上。一时间，陈永贵名声大噪。

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的官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从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同时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昔阳县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1973年6月，陈永贵不再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陈永贵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本来要起步回程的陈永贵接到周总理的见面通知。陈永贵带着有疑惑赴约。谁知，他刚与周总理会面，便听周总理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心理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听闻，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

就这样，陈永贵在这次会议中，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同年4月，陈永贵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

在抓农业生产的同时，陈永贵十分关心和支持昔阳社办企业的发展，在“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思想指导下，先后建起县办氮肥厂、水泥厂、拖拉机厂、酒厂等一批“五小”企业，带领村民趁改革开放之风，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并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陈永贵不仅是一位好干部，还是一位好党员。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大寨精神，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得到批准，与妻子、儿孙留住北京。

退休后的日子无聊且枯燥乏味，这让本就闲不住的陈永贵决定每天阅读报纸来打发时间和了解当前时局，偶尔陈永贵还会处理一些收到的文件材料等。

可当陈永贵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于大寨的负面新闻时，他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十分激动，情绪也变得暴躁，导致总会把气撒在秘书身上。

陈永贵的情况很快就传到李先念的耳中。作为陈友贵好友的李先念知道他对大寨村的感情，出于对他身体健康的担心，便下令不要再给陈永贵送文件。

陈永贵也知晓自己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出事，便决定找点事情做。于是他在1983年春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要求到基层工作，得到批准后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工作到弥留之际。

参考文献：

《陈永贵如何走进中央高层视野》；陈春梅。

《“文盲宰相”陈永贵》；冯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