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东人有多爱国的这个话题，是在一次闲聊中引出来的。它似乎有点意思，发出来让有兴趣的朋友看看。

那次在一家茶室喝茶，几个熟人中本人是老广，其余几人都是广东人口中的外省佬，分别来自湖南和陕西，他们大多在广东工作，还有一位是自京都出差而来。

大家瞎聊一番，也不知道话怎么就扯到爱国上面。其中一来自湖南的老兄便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按地域来给各地民众的爱国程度打分，广东估计够呛。其他几个家伙纷纷表示赞同，他们都是所谓的知道分子，又列举事例又加上推断，言之凿凿，称广东人乡土意识忒强，历史上已经曾如何如何，现实中又怎样怎样，像前些年的反小日子货之类的民间活动，肯定不会出现在广州等以粤省土著为主体的城市（深圳另计）。所以，结论是在爱国方面，广东人即使不是最后一名，也肯定在最后几名之列。

●是正见，还是偏见？

本人当然不服，表示他们这是地域歧视，充满偏见。不过事后想想，觉得上述说法好像不全是空穴来风，可又似是而非，难道广东人的爱国意识或爱国精神，真的会弱于国内其他地方吗？

要说起来，比起内地不少地方的民众，广东本地人整体上确实有较明显的本土特点，也可以叫较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梁启超先生就说过“粤人者，中国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这种特征或特性的形成，大概一是因为语言问题，二是因为岭南地区传统上长期远离中心所致。

不过，有所差异的区域文化，并不一定就会跟更广一层的爱国文化产生真正抵触，正如梁启超早年说的，爱乡与爱国并不矛盾，爱乡心扩而大之就是爱国心。在信息化、全球化的现在，或许更是如此。

之所以会出现广东人爱国精神较弱的认知，恐怕与某些历史记忆以及广东人本身的地域性格有关。

一方面，众所周知广东人本土意识较强，这在历史上的确导致广东跟内地主流意识有所隔阂。比较典型的事情，比如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的蒋介石和广东派大佬胡汉民闹对抗，另一粤派代表人物古应芬回到广东，只凭一句“浙江人太欺负我们广东人啦”，就把广东军政各界的火气煽动起来。类似的情况以前偶有出现，上世纪50年代，也有某些抵触现象出现。但这些事情原因都比较复杂，里面充满政经利益上的各种纠结，也不完全是本土观念在作怪。

●老广读的也是圣贤书

不过，因为此类出现在特定领域的现象，就断定广东人有不那么爱国的历史根子，恐怕并不恰当。

应该说广东人本土观念虽然较强，但千百年来广东人读的也是圣贤书，无论三纲五常，还是家国天下，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等等，一样主导着广东人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承。此种情况下，又怎么会在爱国上打折扣呢。

发生于民族存亡关键时段的某些史实，大概更能说明问题。比如鸦片战争之后的清道光29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都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唯独广州百姓出于民族义愤，同仇敌忾、坚城固垒，数月内坚决抵制，不许英国人入城。此后不管是反清共和，还是抗日战争，包括华侨在内的广东人也绝非孬种，丝毫不比内地人差半分。

为什么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在爱国上表现总像有点落差，应该还是吃亏在地域文化性格上。广东人（包括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普遍都比较务实或讲究实用，不喜欢作秀搞花样，行为风格较平实低调。在一家企业工作，广东人大多比较敬业，但都不大喜欢说大话、呼口号，或动辄提出什么大构想、大规划。

再加上方言因素的影响，这种地域共性特征也就更为突出。跟普通话及北方方言不同，不管广东话还是潮汕话，在语境、语调上都不适合宏大壮观的表达，所以广东人不善于说那些所谓“大词”和高论。你让一位习惯说方言的老广来表达“大爱无疆”之类话语，他一定觉得十分别扭。

● “U型锁”不会在这里

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老广们不够爱国。相反，在爱国往往只能用唱高调、贴标签来衡量的今天，广东人务实的脾气、实干的风格，可能更切合实际，更能通过敬业、促进经济民生进步的行为，来切切实实地爱国。

同时，广东人中也很难出现那种借爱国之名胡来的现象。比如 U型锁之类的事情，就不大可能出现在广州、佛山、中山等地。

总结一下，历史上广东人之所以貌似出现某些背离“中心”的趋向，这跟以前社会的小农经济、交通不便和语言差异有关，不过这些因素并没有导致广东人“爱心不足”。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信息、交通环境的根本变化，这样的事情就更不可能发生了。更何况几十年来的“共性教育”，也绝不是盖的。例如普通话推广这些年就卓有成效，在本人粤东老家，周围几家邻居上小学的孩子，如今特爱在大人面前炫耀他们的普通话，家长有时用本地方言对他们说话，有些孩子连理都不理。

“润物细无声”的传播与教育，能够改变许多人，同样也改变着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