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楼下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最先的店员都是日本人，大约从10年开始，改成了中国留学生。5年前的一天，再去店里买东西，那个可爱的圆脸中国女孩不见了，问了店里人，说是辞职了。后来，这家店的店员都换成了越南人。最近，店里来了新人，看模样是东南亚国家的，一问才知道是越南隔壁的柬埔寨留学生，用生硬的日语问我要不要塑料袋。

中国的留学生都去哪里了？

有人说，都呆在自己家里刷抖音。也有人说，去拍视频了。

30年前，我们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跟柬埔寨人民一样，到处找工打。那时的中日两国的收入差距太大，日本打一天工，可以抵得上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在我们的眼里，日本人个个都是大款，而他们看我们的眼神也不一样，问出来的最多问题，就是“一个月往家里寄多少钱？”

那时，亲朋好友都盼着你回国时能送一台日本电视机，至少能送一台索尼随身听。而我们一天除了上课，其余的时间全部用于打工，一天只睡5小时，挣来的钱才够付学费，因为家里不可能拿钱资助你读书。所以，我至今讨厌两件事：一是洗碗，二是吃方便面。因为一辈子的碗都洗够了，一辈子的方便面都吃足了。

其实，打工有几个好处，第一能够挣钱养活自己，知道每一枚硬币来之不易。其次是能够融入日本人社会，在店里与日本人吆喝，下班时与日本人同事一起去卡拉OK，学会如何与日本人打交道。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学习日本人的口语，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交上几位日本朋友。

读书，打工，累是累点，但每天都充实，来不及寂寞和抑郁。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北京朋友的电话，说想在东京买一套房子。我问他为啥要买房子？他说女儿要到日本留学。我才感觉到，啥叫“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这是10年前的事。

我们那一代自费留学生真是穷透的留学生，把一万日元看得比天还大。住在摇摇晃晃的昭和年代木板房里，一个月拿出3万日元付房租，就像给杨白劳交租一样心疼。

现在的这一代留学生，真可谓幸福。学费是父母付的，手里还拿着子母信用卡，不管用多少，扣的都是父母的银行账号。你已经很难在便利店、餐饮店、工厂里找到中国留学生的影子，相反地，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她）们在泡温泉、在滑雪，或者漫步京都古街拍视频，吃美食。

新年前参加一个忘年会，遇到一位浙江的女孩子，问她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她说不多，也就2万元人民币左右。2万元人民币大约是40万日元，相当于日本一位中年人税后的月薪，可以养活一家人。

我问她这笔生活费是怎么花的？

她说，房租占了20万日元，其余的都是吃和买东西的开销。她抱怨说，日本的房间实在太小，连衣帽间都没有。

她那20万日元的房子是在东京市中心的一室一厅的公寓楼。女孩说，她在中国的闺房，是三层别墅的一个楼层，出入还有保姆车，到了日本，反而还要天天挤地铁去学校上课，好辛苦。

她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破留学而严重下降，原本以为日本是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比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落后。她说她读完书，一定要回国去。

常常会有相熟的朋友带他们的孩子来东京见我，也许因为紧张，这些孩子的一个共同特点，都不怎么爱说话，总是静静地坐着。眼光或是低垂，或飘渺在房间的某一个角落。我想努力地勾起他们的话题，结果总是问一句答一句，车还没有跑起来，就已经到了路的尽头。

父母亲总是会尬尴地一笑，说一句：“这孩子不怎么爱说话”。

都二十几岁的男子汉了，还像个孩子，因为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关爱。

我办公室中国人同事的孩子出生在日本。大二时，自己买了一辆二手车开回家，跟爸妈炫耀了一番，因为这是他在烤肉店打了半年的工挣回来的，乐得妈妈当晚坐在儿子的车上出去兜风2小时。我见到他时，噼里啪啦特别爱开玩笑，跟你聊学校的女生、店里的老板，还跟你讨论谁是日本下届首相，唤起我不少青春的记忆。

常有人说，手机害人。但是，我觉得，让孩子闲得没事干，才是真害人。日本的大学不是住宿制，上完课就放了山羊，爱不爱学习，能不能学习，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与自觉。学校里没同学，回到家里也是一个人，天天就靠刷手机等快递寻求一点快乐，天长日久，必然出问题。

所以，一位朋友说，我现在给孩子打电话，不是问她累不累，而是问她开心不开心，天天就像关心股市一样，关心她的情绪抛物线的变化。

他问我怎样才能治愈孩子的“寂寞病”？

我说很简单：“让孩子打工去！”打工之后，才会认识一个真正的日本，才会成就自己丰满的留学人生，才会找到自己的恋人。更重要的是，知道人活着，有时候需要放下脸面去寻求实诚的生活，懂得“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

如果到东京，想买日本威士忌的话，推荐去银座威士忌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