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2岁的常沙娜和26岁的杨伟成结婚，杨伟成是建筑大师杨宽麟的长子，男帅女美，很登对，很养眼。

然而，种种原因，夫妻感情逐渐淡漠，短暂的婚姻宣告结束。后来，杨伟成成为钱钟书爱女钱瑗的第二任丈夫。

其实对常沙娜来说，这件小事，根本就不值一提，在传记中，她一笔带过，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没有提。她的人生，多的是精彩的事。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01

常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长女，她在法国出生、成长。幼时，在巴黎的幼儿园，她和小伙伴们唱着法文儿歌，一口清脆的法语如珠落玉盘。

至于中文，她一句也不会说。

父亲是画家，母亲是雕刻家，父亲的画作《画家家庭》是一家人幸福的写照。

1936年，父亲不顾母亲反对，决心回国发展敦煌艺术。上火车时，他的手心里，握着一个小纸盒，里边是沙娜的作品——三口人，可爱的小家庭。

画的下方，是歪歪扭扭的一行法文：爸爸，我们三人永远在一起。

一年后，在父亲不断催促下，母亲带着常沙娜登上回国的轮船。漫长的旅途中，一个消息震惊了全船人——“七七事变”爆发了！

母亲说的“侵略”，常沙娜不懂，只有大人们的惊慌和船上的紧张气氛，令她终生难忘。

船到上海时，父亲已等在码头。面对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他叹着气对母亲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逃难了！”

没有团聚的快乐，只有战乱和离别，轰炸就在头顶，他们频频搬迁。

住在贵阳时，有一次，燃烧弹直直落在旅馆的屋顶，母亲没命地抱着常沙娜跑到附近一家教堂。回身看时，旅馆已成了废墟。

父亲找到她们时，母亲惊魂未定脱口而出：“上帝保佑！”从此，她信奉了天主教。

《画家家庭》

1940年，一家人辗转到重庆，短暂的安宁中，弟弟嘉陵出生，常沙娜插班到当地小学，学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

课余，她喂鸡喂兔，养狗养羊，这一幕幕，就定格在父亲的画笔下。

颠沛流离中，父亲始终不忘自己的敦煌梦。一个契机让梦想成为现实——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盗卖，舆论四起，报纸开始呼吁保护敦煌艺术。

迫于压力，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主任。

父亲要去敦煌“流放”，母亲自然不愿意，可是冷战和恼怒都无济于事。母亲忍不住对常沙娜控诉：“你爸爸疯了，要去甘肃！你知道在甘肃住的是什么吗？都是住窑洞！”

不管不顾地，父亲去了敦煌。半年后，他要把整个家都拖到那个“沙窝窝”里。那年，常沙娜12岁，弟弟嘉陵不到两岁。

敦煌之旅开始了，一家人乘坐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沿着祁连山，通过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北颠簸着，越走越荒凉。

裹紧身上的老羊皮大衣，少不更事的常沙娜背诵起了凄凉的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

此去敦煌意味着什么，她懵懵懂懂，只有母亲的愁苦，彻骨的寒冷，以及无边的戈壁滩，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常沙娜与母亲陈芝秀

02

一个月后，全家人终于到达莫高窟。黑乎乎的土屋子里，晚饭已经摆好，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一碗水煮切面。

父亲讪讪地说：“这儿没有蔬菜，我们以后再做好吃的！”

敦煌的天是那样蓝，四周是那样安静，从未见过的壁画，是那样绚烂夺目。在若隐若现的风铃声中，常沙娜兴致勃勃地在洞窟里走进走出，她被那些壁画深深吸引了。

因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无学可上，1944年，常沙娜到四百公里外的一所中学读书。每到学校放假，她就回到敦煌，和大人们一起临摹壁画。在父亲指导下，她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

敦煌日子清苦，常年不见荤腥，有时土豆当饭连吃三天，母亲最先崩溃了。身为天主教徒，却要天天对着佛像临摹，被矛盾折磨，她痛苦不堪。

那时，父亲的压力也非常大，人员缺乏、经费不足，焦头烂额的事让他变得脾气暴躁。母亲委屈、伤心，在漫漫黄沙中一日日枯萎。

正绝望时，像救星一样，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叫赵忠清，是新来的总务总任。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下，母亲和他私奔了。

1941年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