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红军未接撤退令，坚守阵地12年，直至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的尾声，国民党军队犹如秋后的蚂蚱，溃不成军。解放军战士则乘胜追击，一路凯歌，西南等地相继获得解放。
然而，仍有一些小股国军时不时出来骚扰百姓，为我军制造困扰，因此，解放军战士在云南等地继续进行收尾工作。
此次，一支解放军部队在行进途中，却被几个农民打扮的人挡住了去路。农民拦住解放军部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老百姓看到解放军经过，总是要拦住送这送那，尽管解放军战士们一再强调不能拿乡亲们的任何东西，但这并不能阻止老百姓们的热情。
这次的状况有些特别，这些人的装扮虽像是农民，手上却握着枪支，尽管破旧，但仍是武器。这个地方的动静立即引起了解放军的高度关注，但看起来又有些不对劲。
当战士们警惕地打量这些人时，却发现他们已经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出他们的身世。
听完他们的叙述后，战士们不敢疏忽，立即将这里的情况报告中央，消息直达周总理。
当周总理接收到这个消息后，两眼顿时盈满了泪水：这些人究竟是谁？周总理为什么听到他们的消息会如此激动？
这几位勇士曾是川南游击队的成员，他们因为未能接收到周总理的撤退命令，已在荒野中与敌人搏斗了十二个年头。
直到他们遇见了解放军的战士们，我们才得以知晓这十二年的艰辛历程。 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派遣百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行动。
当时的中央领导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不顾毛主席、周总理等同志的反对，以及以往战争胜利的经验，盲目采取激进的战略方针，试图用阵地战取代游击战，用不足十万的兵力对抗敌军百万人马。
在这样的战略部署下，红军面对实力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反“围剿”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地突围再突围，红军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8万官兵，在这场所谓的“正规”战役中，直接锐减至3万人。
红军的力量大幅削弱，中央苏区的范围也一再缩小，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奈之下，我们开始了万里长征。
然而，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红军的战略性撤退被搞成了搬家，导致部队行动缓慢，反而为敌军创造了有利的战机。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再次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召开，毛主席挺身而出，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才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红军。
然而，已经占据有利态势的国军，怎么会轻易放过红军呢？
红军部队陷入敌军前后夹击的困境，突围之路艰难，生死存亡未卜。为了化解突围难题，积蓄力量，保存红军的根基，中央艰难决定，成立川南游击队。
这支3万人的队伍肩负重任，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牵制敌人，吸引敌军的注意，扰乱敌人的视线，确保大部队全力突围。
同时，他们也要负责照顾受伤的战友，因为战斗中受伤的同志数量在增加，有些重伤的同志已经无法与大部队一起撤离，而妥善安置他们，是川南游击队的重要任务。
此外，川南游击队还要在当地尽快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此为基础，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组织好当地民众，为红军部队提供坚实的后盾。
尽管任务艰巨，但川南游击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他们是红军部队的希望和力量。
一纸决定，大家已明白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以微薄的力量对抗数万敌军，前景显然不容乐观。毛主席率先做出榜样，命令自己保卫五连的全部战士，加入游击队。
彭德怀总司令也从红三团中抽出三百人，共同组成游击队。同时，彭总还忍痛割爱，将自己的得力干将徐策也交了出来。
这样，一支由400人组成的队伍就此诞生。当毛主席同志宣读了决议后，会议室的气氛突然变得沉闷起来。大部队离开后，川南游击队员们将孤军奋战，结局几乎可以预见。
队员们不怕死，但被留下，这似乎意味着他们被“遗弃”，队员们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
周总理站了出来，强调他们是一支革命的部队，服从命令是他们的职责。他告诉大家，并非被抛弃，而是有了大家的存在，才能使大部队冲出重围，更多数的红军战士存活下来。
周总理要求川南游击队员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创川南新的局面。他说，虽然在这里分开只是一时的，但最终他们会再相见的。
周总理还告诉大家，等大部队突围脱险后，会通知大家立即撤离。听了周总理的话，川南游击队员们重新燃起了斗志，目光坚毅，意志坚定。
他们知道，革命不分先后，也不分地域，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他们将义无反顾，坚守到底。于是，川南游击队成立了，徐策任政委，戴元怀任组织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长，共有队员400余人。
在红军主力部队向东进发之际，川南游击队员们却选择了背道而驰，他们以400人的微弱力量，挺身而出，向西迎战敌军。
这是一支孤军奋战的队伍，他们被群狼环视，但却不屈不挠。他们的生存环境异常艰难，云贵川山脉的复杂地形和多变气候，使得他们的行动充满了挑战。
这里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传达困难，后勤供给也极为艰难。他们手中的武器装备落后，没有后续的补给，伤病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这些困难让他们的斗争形势变得越来越艰辛。 尽管生活环境和斗争形势日益恶劣，但游击队员们并未因此而心生疲惫。
然而，更大的困难却接踵而至。川南游击队的司令员王逸涛，他原是四川人，入党后跟随毛主席进入了井冈山根据地，却因为作风问题被党清出了井冈山。
最终，他回到了四川，成为了一名教书先生。
王逸涛与妻子都是党员，他们在四川领导了一支游击队，为抵抗敌人而奋斗。后来，川南游击队成立，王逸涛被党组织选为领导人。
然而，他的真实内在并没有被领导同志看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