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同年10月，应朝鲜和苏联的请求，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保家卫国。

以彭总为首的志愿军战士，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迫使美韩于1953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出兵超过百万，战争规模非常大，给予敌人沉痛打击的同时，自身伤亡也比较严重。

面对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军，志愿军高级将领和战士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军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彭总和指挥作战的兵团司令员顶住压力，很好地完成了抗美援朝的光荣任务。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的兵团司令员发挥出了非常大的作用，作为指挥全兵团十余万人马作战的高级将领，他们是军中的主心骨。

志愿军中，有6位在朝鲜优秀的兵团司令员，他们回国后，有4人的职务升迁了，2人被降职了。

13兵团司令员邓华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3兵团是志愿军的主力，司令员是邓华。解放战争时期，邓华是四野的猛将，深得四野主帅林总的赏识，能够独当一面。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林总向主席提议用邓华替换黄永胜，担任13兵团司令员。林总之所以这么提议，主要是他对下属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黄永胜和邓华能力不分上下，相较之下，邓华能更好地协助彭总。

志愿军入朝作战，邓华既是13兵团司令员，又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是在朝志愿军的“二把手”。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全力配合辅助彭总，他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彭总的认可。

彭总因病回国后，邓华接替了他的职务，指挥百万志愿军作战。对邓华来说，这是挑战又是机遇，他很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指挥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及1953年夏季反击战。

1954年邓华回国，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发展良好，职务获得升迁，高于兵团级别。

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

陈赓是一个老革命，资历很深，就读于黄埔一期，参加过北伐、东征、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期，陈赓是八路军386旅的旅长，该旅日军沉痛打击了日军，是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一切与陈赓的指挥是分不开的。

解放战争时期，陈赓是兵团司令员，在全国各大战场上连战连捷，深得主席和中央的信任与褒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赓是三兵团司令员，由于工作繁忙，他并没有长时间待在朝鲜，曾短暂来朝工作过一段时间，协助彭总工作。

陈赓来到朝鲜战场后，提出了用坑道战的方式来减少志愿军的伤亡，此举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因国内工作繁忙，陈赓于1952年6月回国，负责组建军事工程学院，担任院长兼政委、院党委书记。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的陈赓发展良好，相继担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副总参谋长等职务，职务得到升迁，高于兵团级别。与此同时，陈赓是众多志愿军兵团司令员中唯一一个在1955年授大将的人，说明他非常出众。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

宋时轮是我军资历出众的一员猛将，就读于黄埔军校，中央红军出身，参加过长征，先后担任红军30、28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宋时轮是358旅716团团长，与邓华一起挺进冀东作战，劳苦功高。

解放战争时期，宋时轮先是在山东野战军担任参谋长，协助陈老总指挥作战。自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后，宋时轮担任10纵队司令员，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梁山阻击战等多场战役，擅长防御作战，10纵有着“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誉。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经历了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兵力略显不足，上级紧急调三野9兵团入朝作战，由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作战。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取得了一场胜利，但因没有制空权、缺乏御寒装备和食物，再加上指挥上有些失误，造成了9兵团减员严重，几万人冻死冻伤，作为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自然是有责任的。

1952年宋时轮回国前，在鸭绿江边，将军深深地向朝鲜长津湖方向鞠了一躬。回国后，宋时轮担任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从职务来看，原先是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自朝鲜回国后担任步兵学校校长，职务不升反降。

宋时轮的职务之所以没有得到升迁，或许是因为在长津湖战役中的表现没有那么完美导致的。毕竟三野9兵团是我军主力，非战斗减员伤亡如此严重，战术和后勤失误频出，对宋时轮后期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好在宋时轮的资历够深，长津湖战役的一些失误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授衔，1955年全军大授衔，宋时轮被授予上将，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离开了一线指挥部队。从上级的安排来看，至少说明宋时轮并非指挥军队的最佳人选。

19兵团司令员韩先楚、杨得志

韩先楚是著名的“旋风司令”，虽早期资历不算突出，但后期发展快，凭借出色的指挥能力，赢得四野林总的特别赏识。

1950年4月，我军解放海南岛，韩先楚立首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韩先楚先是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总在前线指挥作战。

与韩先楚一样，杨得志将军也是我军的一员骁将，不仅资历深，也是指挥作战的好手。1951年2月，杨得志率领19兵团入朝作战，参加第五次战役和秋季防御战。

1952年夏，杨得志升任为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了志愿军19兵团第二任司令员。两位司令员回国后的发展都不错，韩先楚担任副总参谋长，授上将，后期担任过福州、兰州两大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从朝鲜回国后，发展不比韩先楚差，成了济南军区司令员。从志愿军19兵团的两位司令员回国后的情况来看，二人的职务都获得了升迁。

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

董其武是起义将军，1949年9月，在傅作义等人的劝说下，董其武率4万余人起义，和平解放了绥远。

我军对起义将领还是比较重用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董其武担任志愿军23兵团司令员一职，于1951年9月入朝，主要负责在朝鲜修建机场、担任后方的警戒工作。

董其武指挥23兵团全体战士奋战三个月有余，不怕牺牲，冒着生命危险，加紧修建了南市、泰川、院里三座机场，提前完成了任务，为志愿军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非常大的贡献。

1952年末，上级决定对23兵团进行缩编，仅保留该兵团的69军。主席考虑到董其武将军的感受，给了他正兵团级的待遇。除此之外，主席还安排董其武去大军区担任副职，职务不低于原先的兵团司令员。

董其武喜欢在军中工作，早已经养成习惯了，他婉拒了主席的一番好意，选择了在69军工作，担任军长一职。从志愿军23兵团司令员到69军军长，董其武从朝鲜回国后的职务是降了，他不慕虚名，喜欢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工作，没有接受主席给他安排的大军区副职。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提到的志愿军6位兵团司令员外，还有像许世友、黄永胜、杨勇三人，由于他们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期进入朝鲜的，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不过许、黄、杨三位将军从朝鲜回国后发展都不错，职务得到了升迁。

前文提到的6位志愿军兵团司令员中，绝大部分人回国后担任要职，董其武将军因为部队缩编问题从兵团司令员降到了军长，但是待遇没变，1955年还授了上将，整体来讲还算不错。

宋时轮将军有些可惜，长津湖战役时天气条件不好，遇上了极其寒冷的一个大冬天，再加上志愿军后勤保障不到位，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并非将军一人能解决的。

宋将军指挥上偶有瑕疵（26军部署不利），的确对战役的效果产生了一定影响，但9兵团能成功全歼了美军一个精锐团（北极熊团），开创了志愿军歼灭美军一个团的先例，极大地振奋了志愿军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