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最高法特别法庭终于将康生在十年动荡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一一查明，由此，党中央郑重做出决定。
“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
此外，康生还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即便人已亡故依旧需要接受历史审判。
在后人看来，十年动荡的阴霾散去，康生的罪行披露一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殊不知，在那段拨乱反正的岁月中，想要将一切回归正轨、真相浮出水面，艰难程度超乎想象。
众所周知，康生的累累罪行是胡耀邦在1977年进行揭露的，令人意外的是，当时的华国锋却无意对此多加追究。
“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如此看来，敢于主导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为何在康生的问题上得过且过？
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触及到拨乱反正历经重重磨难的根本原因，便是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与“两个凡是”之间的激烈冲突。
所以说，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岁月中做出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海量冤案被平反，而是真正运用共产主义信仰为国民解开思想束缚。
而这一切，恰恰是从他大胆揭露康生罪行开始的，本文，笔者将为大家还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十年动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打着“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旗号，将一大批老干部拉下马，他们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劳动改造、监狱服刑，被迫害致死的也大有人在，就连很多干部家属都备受牵连。
就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党内外希望中央为冤假错案昭雪的呼声变得日益高涨，即便如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将“两个凡是”作为工作基调，如此重要的拨乱反正工作变得难以开展。
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对此，中央高层领导人们都很清楚，胡耀邦即将深入龙潭虎穴。
历经十年动荡磨难，在所谓的揪“杨家将”、“林家铺子”之后，中央党校已然满目疮痍，康生多年来的一手遮天，这位号称中央党校“太上皇”的“老革命家”俨然将中央党校祸害成了政治重灾区。
就在胡耀邦走马上任之际，康生的罪行还未被披露，中央党校依旧是造反派掌权的地盘，想要对“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进行整顿，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在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极力推行“两个凡是”的政治大环境下，胡耀邦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打破“思想枷锁”和“组织枷锁”，他才能利用好党校这块阵地正本清源，以此推动历史进程。
大方向确定后，胡耀邦也认定康生、江青在中央党校的问题迟早都要得到解决，由此，他一边千方百计组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一边狠抓揭批查运动，党校先前不堪的局面慢慢被打破，在事实面前，造反派头头不得不低头认错。
9月3日，党校召开骨干分子整风会议，胡耀邦期待已久的声音终于出现。
“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
对此，他回答得干脆利落且滴水不漏。
“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
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有人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的问题，碍于当时的人们对于康生昔日迫害行径的心有余悸，之后的几个月里，有关于康生、曹軼欧的揭发情况一直都流于表面。
直到12月8日，整件事出现了一个不小的转机，那便是中央党校16楼走廊出现的两份小字报，着重提出“康生路线”在本质上与林彪、“四人帮”路线是相同的。
胡耀邦对于贴小字报这件事事先是知情的，虽说他表示“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实则已经给了想要贴小字报的同仁莫大的鼓舞与信任。
因为当时的中央党校已经全面恢复日常教学，16楼又是教务处所在地，来自全国的学员们都会常常路过此地，小字报自然越发受到关注，披露康生罪行的问题也就会因此被推向全国。
短短一天时间里，观看小字报的人络绎不绝，胡耀邦也在12月9日深夜前去观看，对此，他还有着一番用意。
“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颠倒过来，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不写大字报，可以写材料，小字报找个地方贴，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
就这样，继整风会议成功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后，小字报的出现真正打响了揭露康生罪行的第一枪。
源于此，也就有了前文提到的那一幕，面对华国锋有些得过且过的态度，胡耀邦没有气馁，相反，他越发清楚地意识到，由彻查康生罪行开始，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牵连的人和事才能够真正深入彻查，拨乱反正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实处。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4天召开全校大会，鼓励教职员工大胆揭发康生、曹軼欧罪行，这一事件极具历史意义，从那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人们思想意识的逐步解放，清算康生的工作变得越发顺利起来。
如开篇所言，康生的累累罪行最终得到了公正、客观的清算与惩治，这样的结果也得益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人心，随着“两个凡是”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终究迎来了拨云见日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