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陈毅、粟裕指挥三野解放上海。

此战号称“瓷器店里打老鼠”，陈毅、粟裕要求部队，进攻中不能用重武器，不能毁坏电厂、水厂等重要民生设施，只能用轻武器一点一点往里打。

三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付出7700多名指战员牺牲的代价，终于把这座大城市收归人民的怀抱。

然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陈毅履任上海市长不久，就遇到一个令人头疼的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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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毅的胆气

挑陈毅当市长，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早在1949年3月份，还没打过长江时，毛主席就反复询问各方意见，谁当上海市长合适。

那时大城市的首任市长，例由解放该地的部队高级首长兼任。

像北京首任市长是叶帅，叶帅不久即去广州，担任广州首任市长，北京市长由聂帅接任。刘帅解放南京后担任南京首任市长。天津市则是由毛主席亲点的黄敬担任首任市长。

上海的特殊性，与上述几地又完全不同，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外国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帮会、洋行、码头、流民等纵横交错，要接管好这座城市，难度极大。后经多方考量，决定由陈毅出任市长。

理由嘛，大家也都能想得到，陈毅兼资文武，通识中西，气度恢弘，掌舵上海，实允众望啊！

尤其是上海文化界，听说中共派了一位会作诗的大领导来当市长，都兴奋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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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界名人公推左翼文电影运动的名流夏衍，去江苏丹阳提前拜见陈毅，陈毅一见夏衍久久握住手不肯分开，夏衍回去传信，文化界一片欢腾，仿佛节日来临一般……

但与各界众口一词的热情夸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毅的心情并不轻松。

上海这么大一个摊子，决不是轻轻松松嘻嘻哈哈、大家吃吃饭喝喝酒作作诗联联赋，就能接管来的。

别的不说，单是国民党残留的散兵、干部、政府职员，就令人头疼的很。

陈毅进入上海后，经过一番整理，发现一个令人难以措手的大难题。

国民党军撤离上海后，大部分中下级干部和政府职员都留在了上海。

其中市府干部多达14492人，国民党当时实行军队和干部集体入国民党，这些市府干部全都是国民党籍。

旧政府职工45280人，这些人类似于古代的吏，不是流官，所以不需要入国民党，相对来说好处理一些。

难就难在旧市府干部。

这1.4万人掌握着上海市政府的运转，离开他们，上海市会立即陷入瘫痪。要知道，上海是当时中国近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整座城市的生活、治安、交通、水电、商业，高度依赖于规范化的管理、管控，这和接管农村是完全两个概念。

农村地区基本不存在接收国民党旧干部的问题，农村地区只需要维持好农业生产，干部全用我党我军的干部就可以。

上海怎么办呢？

当时我军管会对上海遗留旧干部进行了初步甄别，发现其中颇有一些思想比较落后，而且对上海人民犯过罪的恶人，军管会列出名单，按照老惯例，要处决一部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旧干部。

请示报到陈毅那里，陈毅沉默许久，杀多少？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问题。

陈毅想起一件事。

部队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后，当时有一批山东老乡，在家乡人民集体委托下，跑到南京找到陈毅，请求杀了吴化文。

吴化文以前的经历比较复杂，确实对山东人民犯过错误，但现在他起义了，投奔人民的队伍了，就不能以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

陈毅对山东老乡代表解释说，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弃暗投明，使我们少牺牲了上万人，上万人啊！他们是多少人的儿子、丈夫、父亲，他们背后是多少双盼着他们平安回家的家庭。

就冲这功劳，吴化文哪怕将功补过，那也不能轻易杀掉！这样会使天下人对我们寒心。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是统战领域的绝佳范例。

陈毅看着军管会递上来的长长的名单，最终一个人名也没有勾。他把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沟通汇报，邓小平也表示，少念旧恶，放眼长远。

陈毅专门请示了中央，建议能少杀就少杀，能不杀就不杀，为上海人民计，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计，必须保住这个经济心脏，让它尽量少地受战火影响。

中央迅速给出答复：同意陈毅意见。

二、留用干部的巨大贡献

就在数万旧政府干部、职员惶惶不可终日之时，陈毅签发了命令：除极少数罪大恶极的旧干部，送交法庭依法审理判决，其余绝大部分予以留用。

具体的数据是这样的：

旧政府干部14492人，留用11426人，比例高达78.8%；其中科级以上干部，留用了63%。

旧政府职工45280人，留用38331人，比例84.6%。

留用比例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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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干部对比国民党时代的刻薄寡恩，与人民政府的宽大为怀，无不感动莫名，他们很快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入人民的怀抱。

陈毅这一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在打击投机商方面。

众所周知，上海的经济在1948年小蒋打虎时已经趋于崩溃。当时国府当局用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进行恶意收兑，强行把老百姓家的黄金、美钞都换成金圆券。

人民政府接管上海之时，市场上一张大饼，就值3万元金圆券，可以想见，上海的币制几乎就要崩溃。

国民党给上海人民挖下的坑，陈毅决定人民政府来填。

上海市府宣布，按10万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收兑金圆券，以稳定货币，稳定市场。

这个政策刚刚宣布，国民党留在上海的“末代市长”赵祖康就急匆匆地来找陈毅，说这个办法不行啊。

赵祖康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强行拉到上海市长的位子上顶缸。解放军入城后，赵祖康找到陈毅甘心让贤，说请求回上海交大当老师。陈毅推心置腹地请他留下来共同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后来赵祖康便当了上海工务局长。

陈毅问为什么不行，赵祖康也说不出来，他对金融工作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便小心地问陈毅，如果请几个财政系统的留用官员来讲一讲，陈市长敢不敢信。

陈毅满腹狐疑，便说，只要讲得有理，怎能不信。

于是请了几个留用的旧官员，给陈毅讲解说，上海这几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对一切纸币都失去信心，民间流通的硬通货老三样：黄金、美钞、袁大头。

人民币发行后，老百姓肯定会换成袁大头。这样一来，投机商就会操纵兑价，迫使人民币也贬值，就像金圆券一样。

陈毅半信半疑，人民币有官方背书，是全国流通的货币，仅凭上海的投机商就能左右吗？

结果真是这样，起初人民币兑“袁大头”银元是100：1，没过几天，就在投机商的操纵、哄抬之下，一路飙升至2000：1。

上海人民币出现剧烈扰动，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也跟着剧烈波动，连带市场物价也跟着暴涨。

陈毅请示中央后，在银元比价最高的时候，集中力量放出3500万银元，以求压低银元比价。但于事无补，投机客财力雄厚，也集中起全部力量，把官方抛出的银元全都收购过去，银元价格仍旧居高不下。

陈毅无奈，只好找到留用的财政官员，问他们到底该如何解决。

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陈毅看出他们有顾虑，请他们不要担心，有话但说无妨。

一人鼓着勇气说，去年蒋经国打虎，其实已经走到最关键的一步，只要动用行政力量，把最关键的几个投机商抓起来，自然就能平抑物价，稳定币值。但老蒋出手干预，让蒋经国功亏一篑。

陈毅问，如今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