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刘离开华中、返回延安参加大会前，怀着依依不舍的离别心情，用召开扩大会议的方式，向华中众人作告别和交代。虽说毛主席的意见是：会开完后在延安继续指挥华中。但遥控，跟坐镇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是早有预感，又或是提前打个预防针，刘一再强调“团结一致”，并猛夸了饶漱石和陈老总一顿。在后面的华中抗战中，问题也恰好出在“团结”上，最后酿成讳莫如深的轩然大波。

从级别上讲，饶漱石在陈老总之上；从资历威望上说，陈老总在饶漱石之上。两人的性格是大相径庭；项英称陈老总为“陈爽子”，饶漱石则是个绵里藏针的“有心人”。

“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治得你怕我！”这是饶漱石的名言，但陈老总欺负过他？恐怕没人相信。毕竟从未传出老总欺负人的事。

1943年8月，饶漱石前往大刘郢，检查地方工作；陈老总留守黄花塘，主持军部工作。到后来，经过一番仔细琢磨，陈老总才后知后觉，自己是被阴了。

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批评大会”，饶漱石和陈老总的反应截然不同——主要陈老总以为这是饶漱石对自己有误解。这事闹得很大，延安方面也知晓了。

陈老总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准备息事宁人，致电毛主席称：“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地努力工作。”

而饶漱石呢，打着局里和军部的旗号——意为统一后的意见，给延安发去一封长达1500多字的电报，极尽详细地说明陈老总身上的问题，并提出建议：给新四军换个军长。为了加重自己这封电报的分量，饶漱石还唆使了不少干部联名反映“问题”。

两人同一时间发来的两份截然相反的电报，谁看了都知道其中有很大的猫腻和分歧。在征求主管华中的刘的意见后，毛主席最后决定调陈老总离华中。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只带着两个警卫，踏上了千里奔赴延安的旅程。此次离别，送行者寥寥无几，场景好不凄凉。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拒绝对陈老总落井下石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或明或暗地选择了表态支持饶漱石。

在新四军中，有两个师长实事求是，没有对陈老总落井下石，被陈老总长期引为知己。

第一位是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当饶、陈两人发生争执冲突时，性格耿直、心里敞亮的他，找到饶漱石说：“无论如何，让陈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于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都很不利。”

多年后黄克诚回忆说：饶漱石两眼始终盯着我，表现得很用心在听，没有反驳，但我感觉到他心里明显很不舒服。

第二位师长是第一师师长粟裕，他拒不参加所谓的批评会，拒绝在联名揭发上签字，对饶漱石大肆渲染的“十大罪状”更是完全不认同，他公开表示：“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所谓的‘错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说开了，就解决了。”

其实在新四军内部，支持、认同陈老总的大有人在；但奈何大势在饶。黄克诚和粟裕能公开跟饶漱石“顶牛”，是因为这两人的身份、地位、背景和资历不一般。其他人是草，那他俩就是树，对风还是有一定“抵抗力”的，不至于风往哪吹就往哪倒。